常小北蹲在营地边缘的一个土堆上，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在地上画着什么。周锐走过去看了一眼，是一个很丑的笑脸，两个圆圈是眼睛，一个弧线是嘴。周锐看了两秒，蹲下来，在那个笑脸的旁边画了一个更丑的笑脸。两个丑八怪并排蹲在地上，像两个在晒太阳的癞蛤蟆。

李闯从厨房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两个饭盒。他把一个饭盒放在常小北脚边，一个饭盒放在周锐脚边，然后转身走了。他没有说话，没有看他们，没有等他们说谢谢。他走了，像一阵风吹过去，留下了两盒饭。

赵旷站在营地的北侧，面朝着俄罗斯营地的方向。他的手插在口袋里，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眯着。他在看那个方向，但他的大脑在看别的东西――他在复盘。从进入针叶林到翻过栅栏，从拿到盒子到跑回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决定，每一条路线，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气味，每一个光线变化。他在脑子里把所有的事情重新过了一遍，像在放一部电影，一遍，两遍，三遍。他在找那个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做得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找到。不是因为他做得完美，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在所有信息都不完整、所有选择都有风险、所有结果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他能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当时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木盒子放在秦渊的帐篷里，放在弹药箱上面，搪瓷缸子的旁边。盒子的盖子盖着，没有人打开过――从岳鸣把它带回来到现在，没有人再打开过它。不是不好奇，是不需要。盒子里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从俄罗斯的营地转移到了华国的营地。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

下午三点，营地的喇叭响了。不是广播体操的喇叭，是组委会用来发布通知的喇叭。喇叭的声音在针叶林的边缘回荡，被树干弹回来，被沼泽的水面吸进去，被风撕成碎片，然后又拼在一起。

通知是用英语念的，念了两遍。第一遍的时候，营地里的所有人都在听。第二遍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走动了，不是不听了，是在听的同时做别的事情。通知的内容不长，大概三十秒就读完了。

周锐听完之后，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的嘴唇在动，默念着那些音节，把它们从英语翻译成中文，从中文翻译成他能理解的信息。

“得分情况。俄罗斯――一分。德国――零分。法国――零分。英国――零分。日本――零分。中国――一分。”

他的嘴唇停了。他站在那里，看着喇叭的方向，喇叭是黑色的，挂在旗杆的顶端，在风中微微晃动。

一分。

华国得了一分。俄罗斯也得了一分。其他四个国家，零分。

周锐把这个结果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他在算。六支队伍，每支队伍的目标是六件物品――每支队伍手里有一件物品，每支队伍需要去偷别人的一件物品。如果所有队伍都成功了，那应该是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分，每个人也都失去了一分，净胜分是零。但结果不是这样。只有两支队伍拿到了分，其他四支队伍零分。意味着――

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意味着，在六支队伍里，只有两支队伍成功地从别人那里偷到了东西。华国偷到了俄罗斯的。俄罗斯偷到了不知道谁的。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结果是一样的――只有两个国家成功了，其他四个国家既没有偷到别人的东西，又丢了自己的东西。

或者，丢了但没有偷到。或者，偷到了但没有守住。或者，既没有偷到也没有守住。各种组合，但结果都是一个数字：零。

周锐的脸上的表情变化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更接近于“我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个结果但它确实是真的”的表情。他把这个表情收住了，因为他看到岳鸣从帐篷里走出来了。

岳鸣走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个笔记本，笔夹在耳朵上。他走到周锐面前，停下来，看着周锐的眼睛。周锐知道他在问什么――他在问分数。

周锐说：“一分。和俄罗斯一样。其他四个国家零分。”

岳鸣的眼睛眯了一下。他的瞳孔在那个眯眼的动作中微微收缩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正常。他的嘴角没有动，但他的鼻翼轻轻翕动了一下，像一个人在闻什么东西。他在闻这个结果――不是闻数字，是闻数字背后的东西。为什么只有两个国家成功了？为什么俄罗斯也成功了？他们偷了谁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用了多少人？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行动的？他们遇到了什么阻力？他们在回来的路上有没有被发现？

这些问题在他的大脑里同时冒出来，像水泡从水底升到水面，一串一串的，密密麻麻的。他一个一个地看着它们，没有去抓任何一个。他知道现在不是抓的时候。

段景林从阴影里走出来了。他没有躺着了，他听到了喇叭的声音，从他的位置，他听得比谁都清楚。他走过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水，水是凉的，他喝了一口，把缸子放在弹药箱上。弹药箱上已经有秦渊的缸子了，两个缸子并排摆在一起，一个里面有茶渍，一个里面是干净的。

段景林说：“一分，不错了。”

他说“不错了”的时候，语气不是那种“我们做得还行”的满足，是那种“在这个规则下、在这个条件下、在这个对手下，一分已经是最好的结果”的清醒。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也知道别人干了什么。他知道这个一分是怎么来的――不是运气，不是侥幸，是岳鸣带着三十一个人翻过栅栏、穿过营地、拿到盒子、跑回来，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完成了一次干净利落的、没有伤亡的、没有失误的进攻。

他也知道，在这一分的背后，是他们的营地在那两个小时里没有任何人防守。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来了，偷走了他们的东西，他们现在可能也是零分。没有人来。不是因为他们的东西不值得偷，是因为――段景林想到这里，停了一下――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进攻，都在想着怎么拿到别人的东西，没有人有余力来管他们。

除了俄罗斯。

俄罗斯拿到了一分。他们偷了谁的？段景林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俄罗斯能拿到这一分，说明他们也用了和秦渊类似的策略。全军出击，或者接近全军出击。因为在面对六个营地的复杂局面下，只有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才有可能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你分了人手去防守，你的进攻力量就不够，你就可能什么都拿不到。如果你什么都拿不到，而你又丢了你的东西，你就是零分。

秦渊赌了。俄罗斯的指挥官也赌了。其他四个国家的指挥官没有赌。他们选择了五五分，或者四六分，或者三七分。他们选择了稳妥，选择了不冒险，选择了“至少不要输得太难看”。结果，他们输了。不是输得难看，是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