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一队商旅正在赶路。

这支商队规模不大，七八个人，四五匹骡马，驮着几个大木箱，箱子里装着从洛阳运来的铁器、铜料和一些杂货。

领队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商人，姓孙，在洛阳和京城之间跑货跑了二十多年，这条路上的驿站伙计他都熟，沿途的关卡也都认他的脸。

商队里有个新来的帮工，四十出头，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脸上有一道新添的疤痕，从左边眉毛一直延伸到颧骨，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棉袄，头上扣着一顶狗皮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平日里话不多，只管低头干活，搬货、喂马、烧火做饭，样样都干，手脚麻利。

老孙头对这个新帮工还算满意，虽然不爱说话，可做事踏实，不偷懒，不惹事，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强多了。

这个人，就是李继业。

那天夜里从洛阳城外逃出后，李继业没有往西走，也没有往南走。

他在山里躲了三天，等到搜山的动静渐渐小了，才换了一身从破庙里找来的旧衣裳，又用一块碎瓷片在脸上划了一道口子，故意让伤口结痂后留下一条显眼的疤。

疤痕并不算深，可足够让他的模样变得比从前更不起眼。他又把自己的头发剃短了一些，下巴上的胡子留长了，整个人看起来跟洛阳兵工厂那个斯文稳重的李厂长判若两人。

他花了几天时间，沿着小路徒步往东走，走到汝州，又搭了一段运煤的骡车，辗转到了开封。在开封他停留了两天，用小刀把靴子底切薄了一截，又在鞋帮里垫了层布，把自己走路时一板一眼的步态也改了，让它显得更加随意、松散。

在开封的一家骡马店里，李继业遇到了老孙头的商队。老孙头正缺人手，看见他蹲在店门口啃干粮，穿着旧棉袄，脸上带疤，眉眼间透着几分下力人的憨实，便随口问了一句要不要跟着干几天活。

李继业抬起头，用一口带着陕西口音的官话回答说：“要。管饭就行。”

老孙头上下打量他两眼，又看了看他那双粗糙的手：“以前干啥的？”

李继业垂下目光，语气平淡：“在矿上干过，后来矿塌了，就出来了。”

老孙头没有追问太多，矿上塌方是常有的事，活下来的人能跑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他让李继业跟着搬货装车，又吩咐了一句：“路上机灵点，别惹事。”

李继业点了点头，扛起一个木箱放到了骡背上。

商队走得不快，每天走几十里，沿途打尖歇脚，走走停停。

李继业很少说话，白天赶路的时候走在骡队后面，夜里宿在客栈的柴房里。

同行的几个人偶尔聊起沿路的见闻，他也不插嘴。有一个年轻的伙计觉得他闷，主动找他搭话：“大哥，你以前在哪个矿上干过？”

李继业没回答，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小矿，没名。”

那人见他不愿多说，也就没有再问。

正月初十，商队过了黄河。河面上结了薄冰，渡船在冰面上破开一条窄窄的水道，船身颠簸，发出沉闷的声响。

李继业站在船尾，望着南岸渐渐远去的洛阳方向，目光停留了很久。

他没有感慨，也没有回头，只是静静地望着，直到那一片灰褐色的轮廓彻底消失在远处的水雾里。

他收回目光，低头紧了紧袖口，像每一个赶路的人那样，把那条来路一笔带过。

正月十五，商队到了京城。远远的，永定门的城楼轮廓从晨雾中浮现出来，灰砖青瓦，檐角高挑，像一个沉默的巨人蹲伏在大地上。

城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进城的商贩、赶集的农人、探亲的百姓，还有几辆驮着货物的骡车夹杂在人群里。

守城的士兵正在依次检查入城者的身份，查验货物，偶尔盘问几句。

老孙头交了路引，又跟守城的士兵熟络地打了声招呼，说了几句闲话。

士兵探头往木箱里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跟在骡队后面的李继业，问了一句：“那个是谁？”

老孙头说：“新雇的帮工，河南那边来的，老实人。”

士兵又看了李继业一眼，见他把双手缩在袖筒里低着头一不发，便没有多问，挥手放行。

商队穿过城门洞，走进了京城。

李继业在城门洞下微微抬了抬头，目光掠过城门上刻着的“永定门”三个字，又低了下去，重新缩回帽檐的阴影里。

京城的路比洛阳的宽，也比洛阳的平，路面铺着整齐的石板，两侧店铺林立，行人络绎不绝。

李继业低着头跟在骡队后面，把目光收得很窄。

他没有去看那些店铺招牌上写的是什么字，也没有去分辨路边叫卖的人在卖什么，他只是安安稳稳地走着，像一个刚从乡下来的赶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