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只知道来了个城里退下来的老人，姓张，话不多，像是一个已经把所有急事都留在了路的另一头的人。

偶尔有邻居路过，他会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继续低头看他的书。

没有人知道他曾是朝廷的侯爷，也没有人问起他儿子的事，像是那段已经过去的旧案，连痕迹都不需要再被辨认。

丰城侯府空置了半年后，朝廷把这座府邸改成了京城的第二座宗室学堂。

工部派人重新修缮了屋瓦和门窗，把原来的正堂改成了教室，偏院改成了先生们的住所，后院那棵老槐树被保留了下来。

开学那天，几十个年轻学子坐在正堂里，听先生讲第一堂课。没有人提起这座宅子以前的主人，也没有人打听这间正堂当年是用作什么的。

那棵老槐树的枝叶依然茂盛，像是这座宅子换了主人、换了用途之后，依然在用它的方式替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守着最后一片荫凉。

张楠的离去，在朝堂上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那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大多保持了沉默。他们知道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

但私底下，这件事被反复拿来讨论。有人感叹世态炎凉，当初张楠在位时何等风光，如今落得个如此下场。

也有人认为张楠的请辞是明智之举，与其在朝中被人指指点点，不如退得干净利落。更有人在暗中揣测，朱和壁批那句“准”字时究竟是怎样的神色，那行批注是否也意味着张楠从此将在故里的旧宅里度完余生，不再被朝堂的灯火重新照见。

周远清有一次在私下场合说：“丰城侯的事，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这提醒不在于谁做了错事，而在于那份错事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在做错事的人身上。”

他没有解释那句话的意思，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没有人追问，也没有人接话，只有厅外的灯影被夜风轻轻吹动，在墙面上晃动了几下，又恢复了静止。

一个春日的午后，朱兴明在宁寿宫里对朱和壁提起了张楠的事。当时他们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阳光照在两人之间的石桌上，把桌面的纹路照得清晰分明。

朱兴明说：“张楠这人，朕以前没怎么留意过。他在朝中几十年，不结党，不揽权，也不得罪人。他只有一个毛病――太宠儿子。”

朱和壁没有说话，等着父皇继续往下说。“他如今走了，朕反倒觉得有些可惜。他不是个坏人，只是一个没管住儿子的父亲。可这世上的事，往往不是看你想不想管，而是看你管没管住。”

朱和壁微微点了点头，说：“儿臣准了他辞爵的奏请，留了府邸和养老银。他走的时候，只带了几箱书和一个老管家。”

朱兴明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一个父亲为儿子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

他端起手边的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了，目光望向远处那片正在变绿的树梢，像是在用初春的日光替那段已经结束的故事画一个没有注明日期的收尾。

京城里的百姓照常过着日子，卖菜的、开铺的、赶路的，各自忙碌着。关于张呈栋的事，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提起。

偶尔有人路过丰城侯府门口，发现门上的匾额已经换成了“宗室学堂”四个字，会在门口站一会儿，像是在辨认那些褪色的字痕究竟属于哪一个旧日的主人，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没有人去打听张楠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在意那座旧宅里曾经住过什么人，只有每年春天那棵老槐树重新抽出新芽时，有几个孩子会停下脚步，好奇地仰头看看那满树嫩绿的新叶。

张楠在老家住了下来，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

他每天早晨起来，在院子里走几圈，偶尔弯腰拔掉墙角新冒出的野草，中午在廊下翻几页书，傍晚坐在门口看着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

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腰也弯了一些，但他的眼神比以前平静了许多。

村里有人生病，他会开几副药方，不收钱。

有人上门请教问题，他会耐心地回答。没有人叫他“侯爷”，大家都叫他“张老先生”。

他接受了这个称呼，像是也一并收下了那个称呼里不需要追认旧衔的平静。

他没有再提起过京城的任何事，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他的儿子。那本旧书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写着几个字――“教子无方，悔之晚矣。”

那行字没有落款，没有日期，被夹在书页中间，像是一道已经干透的笔迹，不再需要被翻开，也不再需要被合拢。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