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没有让那份委托在桌上停留太久。第三天上午，他把将岸叫回办公室，桌上摊开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航线图。
航线图上用铅笔圈出了那艘船最后发出信号的位置，以及周边几个可能被用于临时停靠或中转的港口。
将岸在桌边坐下来，把那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放在桌面边缘，没有打开。
“那艘船最后发出信号的位置，在索马里以东大约三百海里的水域。
那片海域的劫持事件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劫匪会利用各种方式与船东保持联系以进行谈判，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沟通赎金金额，确认支付方式。
但这艘船在信号中断之后，确实再也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赎金要求。
目前还没有人公开声称对这起劫持负责，也没有任何渠道传出关于船员状态或货物去向的信息。
这种情况在常规劫持事件中极为少见，通常意味着劫持者的目标不是赎金。”
林锐听完之后没有立即回应，把地图稍微转动了一下方向，使座标与桌面平行，用手指在信号消失的位置边缘划了一道线，落在那片海域和索马里海岸线之间。
“所以那艘船现在有三种可能的状态：一是被劫持者带到了一个没有通讯覆盖的区域，二是已经离开了那片水域，三是被转移到了某个不需要对外联系的地方。
无论是哪一种，它的轨迹都不会凭空消失。只要它在移动，就一定会在某些地方被看到、被记录或者被发现。”
将岸没有反驳，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过的纸，展开，上面是几行手写的记录。
“科本昨天截获了一段信号，信号很短，不到十秒，来源是索马里沿海的一处小型港口。
那段信号没有加密，内容是一个简单的定位请求和方位确认，与劫持事件发生区域的已知坐标差异不大，而且信号发出的时间点，和那艘船最后发出信号的时间相差不远。
目前还不能确认它是否来自那艘船，但如果那艘船确实进入了某个区域的港口范围，这段信号就有可能成为重新定位它的依据。”
林锐的手指在地图边缘停了一下。“如果它真的进入了那片区域，那劫持它的就不是索马里海盗，而是某个在那片水域有固定据点的组织。
那些组织通常不会在劫持后主动联系船东索要赎金，而是会先把船移到一个他们控制的地方，拆解或改装。
如果是那样，时间窗口不会太长。一旦它被拆解，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停了一下，然后说，“把这段信号发给科本，让他试着根据信号特征反向追溯沿途的中继节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信号来源区域附近找到对应的、正在运行的设备或人员活动记录。”
将岸点了点头，把纸收回口袋里，但没有立刻站起来。“那委托呢？接还是不接？”
林锐把地图从桌面上收起来，对折了一下，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只是说了一句：“先找到那艘船的位置，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将岸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他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如果那艘船已经不在那片水域了，怎么办？”
林锐的声音从桌后传来：“那就找它最后出现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开始。”
科本的消息是在第四天凌晨传来的。将岸在睡梦中被电脑的提示音惊醒，看了一眼屏幕上的简短标记，没有立刻打开附件，而是先穿上鞋，拿着电脑走进了走廊。
他走到林锐的办公室门口时，里面的灯已经亮了――林锐坐在桌前，桌上摊着几份打印出来的报告，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他看到将岸走进来，没有问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示意他把电脑放在桌面上。
将岸把电脑打开，调出了科本发来的那份综合报告。
报告开头是一段简短的摘要，用词克制，但每一条结论都像被反复验证过很多次――所有关于那艘船的航行记录、港口出入日志和gps定位数据，经查证后均被确认为伪造。
报告中没有使用“疑似”或“可能”这类措辞，每一段结论都附有完整的比对依据和参考来源。
林锐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视线在最后一页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放下来。“港口监控呢？也没有任何关于这艘船的影像？”
将岸把报告翻到第二页。“调取了所有涉及港口在这段时间内的监控记录，覆盖了船舶靠泊、离港和停泊期间的影像资料。
没有发现任何与这艘船相符的船体特征、涂装颜色或船名标识出现在任何一段录像中。
它在记录里进出过那些港口，在那些港口办理过手续，在那些港口装载过货物，但没有任何一个摄像头拍到过它。”
将岸停了一下，然后说，“科本还调用了这艘船理论航线的卫星影像，也没有发现这艘船的存在。
它似乎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只存在于大量的纸质文件和电子记录中。”
林锐没有说话。他把那份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确认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时间点和每一段描述都能被支撑，然后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角。
“委托方付了高价，要求我们去救一艘不存在的船，还提供了完整的航行记录、船员名单和货物清单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如果这艘船真的不存在，那这份委托的目的就不是要我们去救它，而是要我们确认某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要么是有人想知道我们会不会接下这份委托，要么是有人想通过这份委托把我们引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他把手放下来，搭在桌沿上。“科本有没有查到这批伪造记录的源头？”
将岸摇了摇头。“没有。这些数据看起来像是提前准备的，每一条记录都很完整，互相印证，看不出明显的剪辑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