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幸子的笑容更深了一些。她拿起筷子，又夹了一块玉子烧，这次没有自己吃，而是放进了陈默的碗里。“陈桑，尝尝我的手艺。如果不好吃，你要说实话。”

玉子烧做得确实不错，甜度刚好，口感松软。陈默嚼了两下，点了点头，她看起来很高兴，眼睛又弯成了月牙——那种高兴不像是装出来的，至少不完全是。

接下来的几天，中村幸子每天中午都准时出现在陈默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便当盒。她学得很快，“侬吃过了伐”已经能说得很标准了，甚至连上海话特有的那种懒洋洋的语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她又学了几个新句子——“明朝会”（明天见）、“谢谢侬”、“再会”。每学一个句子，她都会让陈默纠正她的发音，然后反复念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

但真正让陈默警觉的，不是她在学中文，而是她在学中文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问的那些问题。

“陈桑，你周末一般做什么？”——这是在了解他的活动规律。

“陈桑，你一个人住在上海吗？家里人呢？”——这是在摸他的社会关系。

“陈桑，你认不认识特高课的人？除了山本课长，还有谁？”——这是在套他的交际圈。

每一个问题都包裹在学习中文的糖衣里，像一颗颗裹了糖霜的药丸。你吞下去的时候只觉得甜，等药效发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陈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很简短——“周末加班”、“一个人”、“认识的不多”。不撒谎，也不全说真话。在需要守住底线的地方，他用沉默代替回答。中村幸子也没有追问，她只是把每一个答案都记下来，记在她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

转折发生在周五。

那天中村幸子带来的便当跟平时不太一样——多了两个菜，分量也大了一些。她把便当盒打开，摆好筷子，然后说了一句让陈默心跳加速的话。

“陈桑，下周我要跟山本课长去一趟南京。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回来。”

陈默拿起筷子的手没有停顿。“出差？”

“嗯。山本课长要去开会。”中村幸子用筷子拨了一下米饭，“好像是关于春季扫荡的事。”

春季扫荡。

这四个字像一根针，扎进陈默的耳朵里。他在居留民团酒会上偷听到松本和那个少佐的对话时，他们说的就是三月上旬的扫荡。现在山本的秘书亲口说了同样的话——不是“可能”，是“好像”，用一个不确定的语气，说出一个确定的信息。这是女人在有心事的时候最常用的说话方式，用不确定的语气来降低信息的突兀感，让对方在不设防的情况下接住它。

“春季扫荡？什么春季扫荡？”陈默的语气很平淡，像一个对军事不感兴趣的普通商人随口问了一句。

“我也不太清楚。”中村幸子摇了摇头，“好像是苏北那边，共军活动很猖獗，大本营决定提前行动。”

陈默没有追问。追问会显得太关心，太关心会显得不正常。他低头吃了一口米饭，嚼得很慢，让中村幸子以为他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但她显然不想让他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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