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的目光从陈默的脸上移到他的手上——右手戴着黑色皮手套，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那只手从上车开始就没有动过，在正常人的行为模式里，一个人不可能在整个旅途中都让同一只手保持同一个姿势。

陈默在心里算了一道很复杂的乘法，然后把右手从膝盖上抬起来，自然地搭在窗沿上。手套里的假肢在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像木头敲在铁皮上的声音。山本的目光往下移了半寸，停在那只手上。

“手怎么了？”

“工伤。机器压的。”

“哪一年？”

“民国二十八年。”

山本盯着他看了两秒，把证件还给他。“可以了。打扰了。”

陈默接过证件，说了句“没关系”，把证件收进内袋。动作很慢，不紧不慢，像一个没有任何心事、不需要赶时间的人。

山本带着两个手下继续往前走了。

下一个车厢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门关上的瞬间发出了一声闷响，像一扇铁门在监狱里关上，但没有锁——至少现在还没有锁。

陈默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火车正在经过一片空旷的田野，雪把一切都覆盖了，看不到路，看不到田埂，看不到任何可以辨认方向的标记。只有铁轨在车轮下面延伸，两条钢轨在雪地里闪着微弱的光，像两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河。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枚特制纽扣。还在。胶卷还在。一切都在。

但他知道，山本不是来抓他的。如果山本要抓他，刚才那些对话就不会是“哪里人”“做什么生意”这种例行公事，他会直接亮出手铐，会在证件上找出破绽，会让那两个手下把他按在座位上。

山本没有抓他，不是因为他的证件天衣无缝，也不是因为他演得太好。是因为山本根本就不确定他要找的人在这列火车上。他只是在碰运气，用一种最笨的办法——广撒网。把网撒下去，捞到什么是什么。捞到一条大鱼最好，捞不到也无所谓，至少能吓跑那些胆小的鱼。

陈默不是胆小的鱼。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了桌面上——右手，戴着皮手套的那只。假肢的指尖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像一件被遗忘了的、不属于任何人的物品。但他知道它属于谁。它属于他。它是他的一部分，就像那些藏在纽扣里、假肢凹槽里、皮带夹层里的胶卷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样。

窗外的雪还在下。

火车在雪地里轰隆轰隆地开着，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兽，把一车皮一车皮的人从一座城市运到另一座城市。这些人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有特务也有平民。他们挤在同一列火车上，呼吸着同一车厢的空气，听着同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他们互不相识，但他们的命运在这几个小时里被绑在了一起，像一条绳子上串着的蚂蚱，谁也别想单独跳出去。

对面的年轻军官又开始聊起艺伎和清酒，声音很大，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旁边窗口的女人拍着孩子的背，嘴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催眠曲，调子很平，像一条不会起浪的河。

陈默闭上眼。火车在铁轨上摇晃着，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但他知道，他不是来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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