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晚送出去的那根烤肠和两杯热水，像三枚不起眼的勋章，别在了我那件黄绿相间的制服上，只有我自己看得见。

天亮了，刘店长来接班。

她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脸上那层厚厚的粉底，也盖不住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

“昨晚没出什么事吧？”

她一边熟练地清点收银机里的备用金，一边例行公事地问。

“没事。”

我答得简意赅。

我没告诉她那个用魔鬼辣泡面zisha的女孩，也没提那个被代码榨干的程序员，更没说那个离家出走的少年。

这些故事，不属于这家便利店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它们只属于深夜。

刘店长又开始给我灌输便利店的“行业冷知识”。

“看见烟柜没？”

她指了指我身后那排码放得像阅兵方阵的香烟。

“香烟是咱们店里利润最低，但又是流转最快的商品。尤其是那几款高档货，”她点了点最上面一排的“华子”和“九五”，“毛利不到百分之五，但又是撑门面的东西，不能没有。”

“这玩意儿也是店里失窃率最高的，一包就百十来块。所以每次交接班，烟是必点的项目，少一包，当班的就得自己认栽。”

她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警告。

“别给客人拿错了，也别让人顺走了。丢一包，你两天就白干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我心里想，这何止是香烟，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那些最让你上瘾、最给你长脸的东西，往往没什么“利润”，还最容易让你“失窃”掉更宝贵的东西。

白天的便利店，节奏快得让人窒息。

我脸上的“八颗牙”标准微笑，已经彻底焊死。

我开始注意到一个老人。

他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

他每天下午三点左右，都会准时出现。

他从不看别的商品，径直走到收银台，从兜里掏出一只布满了油垢和褶皱的手帕。

他把手帕小心翼翼地摊开，里面是些一毛、五毛、一块的硬币和纸钞，皱巴巴的，带着一股岁月和汗水混合的酸味。

他会把钱一枚一枚、一张一张地数出来，凑够一块五。

然后用那双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把钱推到我面前，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声音沙哑地说：

“小伙子，来一根‘长白山’。”

我们店里销量最好的烟，就是“长白山”，十五块一包。

为了做附近工人的生意，刘店长特意拆了包，散着卖，一块五一根。

第一次，我给他拿烟的时候，我的手都有些发愣。

我，礼铁祝，曾经给小雅小静买几百万的保时捷，眼都不眨一下。

现在，我在这里，卖一块五一根的散装烟。

老人接过烟，像接过什么宝贝，用两根手指小心地夹着，转身，走到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火石都快磨平了的打火机，“咔嚓”好几下，才点着。

他深深地吸一口，然后把烟夹在指间，任它慢慢燃烧，仿佛舍不得多吸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显得格外安详。

那根烟，就是他一下午的念想，是他辛苦拾荒一天后，对自己唯一的犒劳。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

我每天都会给他预留出那一根“长白山”。

直到那天下午。

直到那天下午。

老人照旧走进来，把那一块五毛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台上。

我刚要转身去拿烟。

“叮咚——”

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年轻人。

二十出头的年纪，头发染成张扬的亚麻色，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

他穿着一身潮牌，脚上那双限量版的球鞋，估计比我这一个月的工资还贵。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价格不菲的古龙水味，那味道霸道地冲散了店里原本的关东煮和咖啡香。

年轻人走到冰柜前，拿了一瓶标价二十八块的进口矿泉水，又随手拿了一包薯片。

他走到收银台，把东西往台上一扔，掏出手机准备付款。

他的目光，落在了柜台上那堆零钱，和旁边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身上。

他的嘴角，撇出一个极其轻蔑的弧度。

“哟，这年头还有人抽散烟啊？”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清晰得刺耳。

老人浑身一僵，那双准备去拿烟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他低下头，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年轻人扫码付了款，拎起他的水和薯片，并没有马上离开。

他斜着眼，继续打量着老人，那眼神，就像在看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

“大爷，您这一天捡破烂，能挣够一包烟钱吗？”

“这味儿……啧啧，真是穷酸。”

“穷酸”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