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官员数量，这是大明的政治正确。

当然，放在原时空，也算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

可这真的正确吗？

任何近代国家，都是需要大量专业的管理人员的，社会秩序如果官府不去管理，就会被其他势力，比如黑帮和乡绅占据。

而且随著时代发展，需要的专业岗位就更多。

这也是大明政治改革最大的阻力。

原时空强如张居正，也没能改变这个问题。

这方时空，苏泽已经通过几次改革，增加了吏员的人数，设置了地方巡警，增加了学官数量。

但每一次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也就更大。

这也是官员维持自己特权的需要。

物以稀为贵，官少了，当官的才尊贵。

如果官多了，那官职还珍贵吗？

除此之外，新设职位就意味著需要预算，一个部门预算多了，其他部门预算就要少了。

但这一次，苏泽倒是满是信心的说道：「申侍郎不用担心，这一次苏某不是孤军奋战。」

果不其然，苏泽的奏疏递上去后，遭到了一些反对。

一部分官员上奏：「农事虽重，然向来由州县官兼管，今单设农技官，是增冗员、耗国帑。各省府县若皆置此职，岁增俸银何止十万，户部何以支应？」

「新设官职，必开滥竽充数之门。科举正途尚多候缺，若以通农事」为由另辟蹊径，恐启幸进之门，坏铨选之制。」

「农技琐碎，自有老农传承。官府设官教导，反扰民间自主。且技官品级虽低，然遍布乡野，监管不易，易生贪腐。」

反对之声集中于「冗官」、「耗财」、「扰民」三点。

内阁将诸疏并送御前，小皇帝命内阁会议再决。

苏泽于内阁会议上逐一反驳。

苏泽，州县官事务繁杂，农事仅为其一，往往无暇深究。

近年推广新种、新肥，多有州县因不懂技术而推诿延误。设专官，正是为解此。

农技官俸禄，奏疏已明由常平仓余利支给，不增百姓赋税。

常平仓本为平抑粮价、备荒赈灾，今以余利养技官，促增产，正是用之于民。

农技官选任，不囿科举，可从实学士子、老成农官中考核选派。其考成以田亩增产、

技术推广实效为准，贪腐无能者立黜，何忧监管？

日后再设农学院，比照学官，通过专门的考试为官。

然反对者仍众。

高拱未轻易表态，张居正亦觉牵涉颇广，议三日未决。

就在此时，河西传来奏报。

实学会会长、武清侯李伟上奏。

李伟奏疏中说道：「臣在河西勘察蝗卵，深知农技关乎存亡。若各地早有专官监测虫情、指导防治，何致飞蝗成灾，迫焚田清野？」

「设农技官，非为冗员，实为省大灾、保粮安之必须。臣愿捐河西赏银之半，助设农技学堂，培养人才。」

紧接著，英国公张溶上书支持。

张溶在奏疏中也说道：「臣在河西亲历蝗灾，深感农事需专才。屯田水利、选种施肥，皆有法度，非老农经验可全概。」

「今朝廷有新肥、新种、新具，若无专官下乡教导，利器亦同虚设。臣附议苏尚书之请，并请以敦煌棉田增产之例为证：专事专管，其效倍蓰。」

两道奏疏一至，局面立转。

李伟乃皇帝外祖父，张溶为勋贵之首，两人刚在西北立下抗蝗大功，声望正隆。

这两人还是死对头，这次却立场一致。

虽然两份奏疏的角度不同，但其奏疏皆以亲身经历立论，分量极重。

李伟奏疏中「捐银助学」一举，尤堵「耗财」之口。

皇帝览后，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外祖父掏钱，当即褒奖武清侯公忠体国，并承诺由内帑出资办学。

张溶以敦煌棉田实例证「专管之效」，则破「扰民无用」之说。内阁诸臣皆知其棉田亩产冠绝河西，乃专研农技之功。

反对声顿弱。

高拱于内阁集议时定调说道：「武清侯、英国公身在前线，所皆切肤之痛。」

「农技官之设，非为增官，乃为固本。」

张居正即刻筹算，以过去三年常平仓余利，支此绰绰有余。

吏部旋即拟定细则。

申时行呈报，农技官选任，暂由实学会推荐通农事者，经吏部考选后派任。

其考成与田亩增产、新技推广户数直接挂钩，由巡按御史及户部共核。

同时成立农学院，日后基层的农技官，一部分从农学院中选拔。

皇帝下旨准行，并仿效其他学校旧例，亲自担任监正，以示对农学的重视。

旨下，反对者再无公开异议。

但是接下来，农学院监副人选，吏部迟迟不敢推举。

原因也很简单，英国公和武清侯都是农学大家，推举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另外一人。

最后还是苏泽拍板，两人都挂名监副，反正这也是个荣誉职位。

苏泽特意嘱咐，在吏部公文中要说明监副排名不分先后。

苏泽即令吏部清吏司主事著手选官章程，并咨文实学会，请李伟、张溶推荐首任提举农事人选。

监副可以挂名，但是筹办农学院需要能做事的人，这个人还要略知农事。

没办法，苏泽只能又请武清侯世子李文全送信，去河西请示李会长这位农学专家。

武清侯世子李文全得信，这次他不敢再派人去送信了，而是亲自前往河西，面见其父，并附苏泽手书，详陈农校及校监之议。

别的事情李文全不敢笃定，但若是这次提举农学院的差事争不到，输给了英国公，亲爹一定会迁怒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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