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里，研究所没有专车出发，普通客车上的工程师却越来越多。

有人带着孩子坐硬座，有人提旧皮箱赶夜车，车票散在不同车次，目的地分成莫斯科，秋明，伊尔库茨克和满洲里。

寡头联盟查了三遍调度，只查到两百多台设备被扣在仓库，安德烈把剩余设备拆开，分别挂在油田和通信合同下，车皮一节节补齐，沿途都有真实收货单位。

李山河回到办公室，桌上摆着人员名单。

侯军进门，“二哥，西方基金发了新报价。”

“挖谁？”

“五名项目负责人，年薪从三万美元涨到十万美元，还送住房和出国名额，两个已经答应，另外三个在观望。”

“让他们走。”

侯军抬头，“全走？”

“项目负责人带走课题，团队就会散。”

“那还放？”

“人留下，心也得在。”

李山河拿起电话，“宋子文，把北京研发中心和哈尔滨工厂的录像送来，食堂，宿舍，实验室，学校和医院都拍进去。”

当天晚上，礼堂接上发电机，墙上先映出哈尔滨通信厂，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装配设备，传送带旁贴着中文工序表。

画面换到北京研发中心，陈守仁讲解电源模块，方志远带人测试九百兆基站控制板，后面是宿舍和食堂，暖气片贴着墙，孩子的课本摆在窗台。

一名工程师问：“这些都是你们的工厂？”

“山河通信，山河能源，研究中心，学校和医院都在建。”

“孩子去了能上学？”

“学校已经预留俄语班。”

“住房呢？”

“按家庭分配，三口之家两室，五口之家三室，老人另有照护。”

五十多岁的项目负责人走到台前，“您需要我们带什么？”

“带你们会的东西。”

“设备呢？”

“留在这里，联合实验室继续运转，资料按项目共享。”

“西方基金给的是个人合同。”

“我给的是团队合同。”

那人看着屏幕上的操场，烟卷在手里转了几圈，始终没有点燃。

五名负责人中有一人离开，侯军跟了出去，半小时后回来。

“他带走多少资料？”

“个人笔记，公开课题和实验日志都在档案室。”

“给他车票。”

侯军愣住，“送他走？”

“他已经选了路。”

第二天，两批人员乘普通客车出发，四十八名工程师和家属分散前往莫斯科。

列车离站后，站台远处的黑色轿车里，有人拨通电话。

“李山河没有走专列，设备还在研究所。”

“设备扣住了吗？”

“两百多台扣在仓库，剩下的挂进油田维修和通信生产线。”

电话那头传来别列佐夫斯基的声音。

“那就把人拦住，查家属，查住房合同，查每个带孩子的中国人。”

同一时间，安德烈的电报送到李山河手里，列宁格勒至莫斯科的线路出现检查组，乌拉尔方向增加临时安检，第四批车票已经被盯上。

李山河把名单递给赵刚，“车次换掉。”

“人员怎么办？”

“先送市郊招待所，明天改乘长途客车。”

“设备呢？”

“先留着。”

电话响起，米哈伊尔从车站打来。

“李先生，西方基金的人到了，要接管项目组。”

“你们怎么说？”

“四个负责人愿意留下，两个年轻人还在犹豫。”

“把北京的录像再放一遍。”

“现在？”

“现在。”

电话那头停了停，“研究所后楼的地下档案室有人进去过，门锁没动，少了一本设备总账。”

李山河看向桌上那把旧钥匙，“侯军，查今晚所有出入人员。”

“已经在查。”

“别只查研究所的人。”

他把钥匙收进掌心，“联盟扣设备，基金会挖负责人，档案室又少了总账，他们想把研究所拆开卖。”

米哈伊尔的喊声从电话里传来。

“第四批车票被取消了！”

“谁取消的？”

“铁路站长说，所有去东方的车票临时冻结。”

赵刚抓起外套。

“车票没了，就换路。”

“走公路？”

“先把人送出城。”

“设备呢？”

“让安德烈继续挂油田合同。”

李山河朝赵刚说道：“今晚把第四批人送上长途客车，明早离开列宁格勒。”

“那两百多台设备？”

李山河看向院里的封存库。

“留给他们看。”

研究所外，七辆黑色轿车同时发动，车灯照过雪地。

李山河收起旧钥匙，走向门口。

“通知米哈伊尔，地下档案室今晚封死。”

侯军问：“总账已经被拿走呢？”

李山河停下脚步。

“顺着缺页，找出谁在替联盟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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