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已臻鼎盛。而内部的诸侯王势力，在经历了“七国之乱”的沉重打击和一系列削藩政策（如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已无力与中央抗衡。

此时，王朝最主要的威胁，转变为来自北方草原的强大匈奴。匈奴骑兵频繁南下，袭扰边境，掠夺人口和财富，甚至威胁到长安的安全。因此，汉武帝的地缘战略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刘邦时期的“控内”转向了“御外”，即集中全国之力，主动出击，解除匈奴的威胁。

战略重心的转移，必然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关东诸侯的统治，不再需要以重兵镇绥为主要手段，而是转向了更为成熟和隐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渗透。

在这种情况下，洛阳作为东部军事重镇的战略价值自然随之下降。

为了适应从“控内”到“御外”的战略大转变，汉武帝必须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调整，以确保在全力应对匈奴的同时，关中腹地依然固若金汤，能够有效控制广袤的关东地区。

元鼎三年（前114年），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了。时任楼船将军的杨仆，是河南宜阳人。他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将梁侯，但他的家乡宜阳却在函谷关以东，这在当时被视为“关外”，是一种身份上的缺憾。

杨仆为此深感耻辱，于是上书汉武帝，请求将函谷关东移，使他的家乡能被划入“关中”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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