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变了。

上午还是晴空万里，阳光把整座灰白色的建筑照得发亮，每一扇窗户都像一面燃烧的镜子。现在云层低低地压着，灰白色的，厚得像一块巨大的旧棉絮，把太阳严严实实地裹住了。天色暗了下来，像有人把调光旋钮从“晴天”拧到了“阴天”。风大了，从西北方向灌过来，带着尘土和落叶的味道。旗杆上的国旗被吹得猎猎作响，旗角翻卷着，像一团不安的火，红色的布料在灰色的天空下格外刺眼。

台阶上的人散了大半。记者们有的在收三脚架，有的在低头检查相机里的照片，有的已经走远了，背影越来越小。围观的人也走了，只剩下几个蹲在台阶上抽烟的——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老头，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年轻女人，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烟头的红光在灰蒙蒙的光线里一明一暗。

沈安站在台阶最上面一级，没有动。

风吹起她的头发。那些枯黄色的发梢从灰色贝雷帽下面飘出来，在风里打着旋，有些缠在帽子的蝴蝶结上，有些贴在她的脸颊上。白衬衫的领口被风吹开了一点，露出锁骨下面那道淡粉色的疤痕，和一小截锁骨——骨头的形状在皮肤下面若隐若现，像一条浅浅的沟。深蓝色的百褶裙在风里摆动着，裙摆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她的小腿，发出很轻的“啪啪”声，布料和皮肤碰撞的声音。

她眯着眼睛，看着台阶下面。目光从那些蹲着抽烟的人脸上扫过去，从那个正在收三脚架的记者身上扫过去，从马路对面那棵光秃秃的槐树上扫过去。树杈上落着几只麻雀，灰扑扑的，缩着脖子，风把它们的羽毛吹得翻起来，露出底下白色的绒。

沈慈站在她旁边，外套拉链拉到脖子。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缕散在脸上，她没有去拢，只是看着沈安。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口袋鼓鼓的——里面装着手机、钥匙、还有一包纸巾。她的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她舔了一下，舔不掉。

“妈。”沈安没有转头。

“嗯。”

“结束了。”

沈慈没有回答。她伸手，轻轻把沈安被风吹歪的贝雷帽扶正。帽檐压了压，遮住了那些还在飘的碎发。她的手指碰到帽子的毛线面料，软软的，有点扎手，是那种新毛线的扎。

“走吧，回家。”

她们走下台阶。皮鞋踩在花岗岩上，“嗒嗒嗒”地响，声音比来时轻了一些，像鞋底被磨薄了。沈安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正中间——不是边缘，不是角落，是正中间。她的步伐很均匀，一级一级的，不快不慢。

台阶下面，那个穿军绿色棉袄的老头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浑浊，眼白上布满了黄色的斑点，嘴巴微微张着，露出里面稀疏的、发黑的牙齿。他的目光从沈安的脸上移到她的裙子上，又从裙子上移开，低下头，继续抽烟。烟灰从他手指间掉下来，落在台阶上，灰白色的，被风吹散了。

林国强的车还停在原处。他靠在车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烟是白色的，滤嘴朝下，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领带松了，领口扣子解开了一颗，露出喉结。他的脸上有一种松下来的表情——不是笑，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像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开了，但松开之后不是放松，是酸，是疼。

看见她们下来，他把烟塞回口袋，拉开车门。车门是银灰色的，拉手是黑色的，他拉的时候用力过猛，门弹回来，他用膝盖顶了一下，门开了。

“送你们回去。”他的声音有点哑，像嗓子被什么东西糊住了。他的眼睛下面青黑更重了，但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像刚擦过的玻璃。

沈安坐进后座，沈慈坐在她旁边。林国强上了驾驶座，发动了车子。发动机的震动从座椅传过来，闷闷的，像一头困兽在低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