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炭笔移到“前汉末”。

“咱们再说王莽。都说王莽篡汉，是因为汉哀帝、平帝昏聩，外戚专权。可咱们看看那时候的气候。”

他在绢布上写下几行字：

“元帝初元五年，夏，大旱，关东饥，人相食。”

“成帝建始四年，秋，大雨十余日，河决东郡，流杀二万余人。”

“哀帝建平二年，冬，大雪深丈余，关东民多冻死。”

写完后，陈寒看向朱元璋：“老黄，你要是那时候的皇帝，连着这么多年天灾，粮食减产，流民四起，你怎么办？”

朱元璋脸色凝重。

他想起了陕西的旱灾，想起了户部要钱要粮的奏折。

“加赋？”他缓缓道。

“对。”陈寒点头，“朝廷没钱没粮，只能加赋。可越加赋，百姓越活不下去，流民越多。流民多了，就得镇压。镇压要钱，又得加赋……成了死循环。”

他炭笔在王莽的名字旁画了个圈。

“王莽这时候出来，搞什么‘王田制’，想解决土地兼并，想恢复井田。想法好不好？好。可时机不对。”

“天冷，粮食少，天下已经绷紧了，他再来一套大折腾，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绿林赤眉起。”

陈寒放下炭笔，拍了拍手上的灰。

“所以我说，制度得跟着天时变。天暖和，粮食多，你可以宽松点。天冷了，粮食少，你就得谨慎，得想办法让百姓活下去，而不是一味加赋加役。”

宋濂沉默了。

朱元璋忽然开口：“那后汉呢？后汉怎么亡的？”

陈寒重新拿起炭笔，在“后汉”旁画了一条陡峭下斜的线。

“后汉末年，更冷。”

“后汉末年，更冷。”

他写下几行字：

“安帝永初三年，夏，大旱，蝗虫起，百姓流亡。”

“顺帝阳嘉元年，冬，大雪深丈余，冻死者无数。”

“灵帝光和六年，河内、河南大疫，死者十之五六。”

写完后，陈寒看向朱棣：“四公子，你熟读史书，应该知道黄巾起义。”

朱棣点头：“张角妖惑众，聚众谋反。”

陈寒摇头：“张角凭什么能聚起几十万人？《后汉书·皇甫嵩传》里写了，‘连年旱蝗，谷价腾跃，百姓流亡’。百姓活不下去了，才会跟着人去造反。”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

“而且那时候，不只是中原冷，草原更冷。漠北雪灾，牛羊冻死，胡人活不下去，就往南边来。鲜卑、乌桓，年年犯边。朝廷呢？要赈灾，要御边，哪样不要钱？钱从哪来？还是加赋。”

“加来加去，百姓没了活路，黄巾就起来了。黄巾一起，天下乱了，军阀割据，最后三国鼎立。”

陈寒说完，阁子里一片安静。

朱标眉头紧锁，朱棣眼神发亮，朱樉和朱棡似懂非懂。

徐妙云坐在徐达身边，手指绞着手帕，眼睛却一直盯着绢布上的曲线。

宋濂缓缓站起身，走到绢布前。

他仔细看着那些字，那些线，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看向陈寒。

“陈爵爷，即便如你所说，气候影响收成，收成影响民生，民生影响治乱。可这终究是外因。治国之本，在于德政，在于纲常。若朝廷仁德，官吏清廉，纵有天灾，亦能化解。岂能因天时而废人事？”

陈寒拱手：“先生说得对。我从未说德政不重要。我说的是，天时变化，会放大问题。好的制度，好的德政，能抗住天时的压力。僵化的制度，昏聩的朝廷，天时一压，就垮了。”

他走到绢布前，指着“魏晋南北朝”那段。

“咱们接着说。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乱世。为什么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这些大家都知道。可为什么胡人非要南下？”

他炭笔在“漠北”旁写了个“寒”字。

“那时候，中原冷，草原更冷。《晋书·食货志》里说，‘永嘉之乱后，江北千里无鸡鸣，田亩荒芜，霜冻连年’。《宋书》里也说，‘北魏太武帝时，漠北草场十不存一，柔然、鲜卑竞相南迁’。”

“胡人也是人，也要活。草原活不下去，就只能往南边来。来了怎么办？打。打不过就抢，抢不过就死。”

陈寒顿了顿，看向朱元璋。

“老黄，你说北元那些鞑子，为什么老来犯边？”

朱元璋冷哼：“贪咱们的粮食钱财。”

陈寒点头：“对。可他们为什么贪？因为漠北冷，草长得不好，牛羊养不活。他们活不下去，才来抢咱们。”

他转回绢布，在“魏晋思想”旁写了几行字。

“再说思想。那时候中原乱成那样，今天这个王，明天那个帝，人命如草芥。读书人怎么办？有的躲进山里，谈玄论道，搞什么‘竹林七贤’。有的信了佛教，求来世解脱。”

“为什么谈玄？因为现实太苦，朝不保夕，只好在精神上找寄托。为什么佛教大兴？因为佛教讲轮回，讲来世，给苦哈哈的百姓一点希望。”

陈寒看向宋濂：“先生，这种思想上的变迁，和那时候天寒地冻、战乱频仍的世道，是不是有点关系？”

宋濂没说话。

他无法反驳。

魏晋清谈，佛教东传，这些史实他太熟悉了。可他从未从“天时”这个角度去想。

朱元璋忽然道：“那唐朝呢？唐朝可是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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