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源说完那句话之后，把账册往前推了半寸。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在账册封皮上投下一道细长的阴影。

“那个管库房的官叫什么名字？”狄仁杰问。

“姓郑。”卢广源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个姓，“郑有禄。当时杭州府衙里都叫他郑库头，管着府衙后面一整排库房——粮库、布库、案卷库，还有一间专门堆放旧官袍和旧仪仗的杂库。那七件前朝官袍就是从杂库里清出来的。可怪就怪在——杂库里的东西照规矩是每隔三年清一次，清出来的东西或卖或毁，都要登记造册。可那七件袍子没有造册。我去府衙送修补好的袍子时想看一眼清库的记录，郑有禄说记录丢了。”

“你信吗？”

“不信。”卢广源摇了摇头，“我在涌金门收了几十年旧衣，跟衙门打了半辈子交道，从来没听说过清库记录会丢。清库册子是一式两份，一份存库房，一份存档案房，要丢也不可能两份一起丢。郑有禄是不想让我看。”

狄仁杰把郑有禄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又问道：“他调去鄯州是什么时候？”

“袍子送走之后没几个月他就调走了。走之前他来我铺子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一碗茶。他说他要调去陇右道，我问是陇右哪里，他说鄯州。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姐姐最后就是在鄯州城外没的。我问郑有禄去鄯州做什么，他说还是管库房，鄯州府衙的库房比杭州小得多，清闲。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可我看着他的眼睛，总觉得他不是在笑——他是在躲。”

“躲什么？”

“躲杭州。”卢广源把左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放在柜台上，无名指断口处的旧伤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狄大人，我知道你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那些袍子发往凉州和鄯州。除了替我姐姐收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郑有禄把那七件袍子送到我铺子里来的时候，夹在袍子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卢师傅，我知道你在收前朝官袍。这些袍子放在库房里只会烂掉，你拿去，修补好了送出去，它们该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要问我是谁告诉你的。’”

“纸条还在不在？”

卢广源从柜台下面又翻出一个铁盒子，盒盖生了锈，打开之后里面全是发黄的纸片和旧布头。他从里面拈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小纸条放在柜台上。狄仁杰拿起纸条展开，上面的字迹端正有力，用的是标准的馆阁体，和刑部公文上的字迹如出一辙。纸条上没有落款，只在右下角画了一个极小的图案——一座塔，塔顶上挂着一盏灯笼。

又是这个图案。狄仁杰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纸条和之前在卢家老铺门板缝里找到的那张旧纸片放在一起，两张纸上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圆圈里套着一座塔，塔顶上挂着一盏灯笼。一张画在十几年前，一张画在两个多月前。画的是同一座塔。

“这张纸条是郑有禄写的？”

“不是。”卢广源摇头，“郑有禄的字我见过——他是管库房的，常在出库单上签字，他的字歪歪扭扭的，像蚂蚁爬。这张纸条上的字太工整了，不是他写的。夹在袍子里的人不是郑有禄。郑有禄只是个送袍子的人。”

狄仁杰把两张纸片并排放在柜台上，盯着那个塔顶灯笼的图案看了很久。血灯笼案的时候，曲大工作间里那四张炭笔画上有同样的灯笼。韩伯安在三清观里烧掉的符纸上也有同样的塔。释月在月氏塔里留下的每一层路标都有螺旋纹，唯独第七层没有符，只有一只木鸟挂在塔檐下。那个凉州女人从不画塔——她只画螺旋纹。画塔的是另一个人。这个人在杭州府衙的库房里藏了十几年，在郑有禄送出去的袍子里夹了一张纸条，在卢广源的老铺门板缝里塞了另一张纸条。两张纸条隔了十几年，画的却是同一座塔。

“郑有禄在鄯州待了多久？”

“不知道。”卢广源把铁盒子盖好放回抽屉里，“他走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我后来托去陇右贩丝绸的客商打听过，有人说鄯州府衙确实有个管库房的郑库头，可没干两年就调走了——不是调任，是辞官。辞官之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那个客商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