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初秋，东京开封府，皇宫枢密院值房。

八月末的开封，暑气渐退，秋风初起。枢密院值房的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偶尔有一两片被风卷起，贴着窗棂打了个旋，然后落在青石板地上。

魏仁浦坐在案后，面前摊放着两份文书。一份是刚从河北传回的、关于瓦桥关边警的查证结果――皇城司的密探已经确认：契丹在拒马河对岸确实有过小规模的集结，但规模远未达到“南侵”的程度，更像是一次例行的秋季牧马换场，被瓦桥关守将夸大后报了上来。

另一份，是礼部刚刚送来的立储大典仪程定稿。十月初一，太庙告天，正式册立。

他放下那两份文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那个五岁的孩子站在文德殿中央，当殿指出瓦桥关军报疑点时的那番话――没有盛气凌人的威风，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只是将一桩足以震动朝堂的边警，如同一根线头般轻轻拈起，然后在满朝文武面前不慌不忙地拆开。

那份查证结果送达他案头时，他握着那页纸的手指，微微停留了一瞬。

不是惊讶。他在皇城司的密报体系中浸淫多年，从看到军报的第一眼起，便已隐隐判断出其中可能有水分。真正让他停顿的，是那份查证结果送达的时间点――恰好赶在立储大典的仪程定稿之前一日。

分秒不差，恰到好处，如同一枚预先校准过落点的棋子。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那份仪程定稿上，沉默了片刻，然后将两份文书叠放在一起，放进书案右侧专用的文匣中――那里存放着他近几个月来亲手整理、批注过的所有与皇子柴宗训有关的文书和密报。文匣的厚度，已经从最初的三页纸，变成了一摞可以压住镇纸的册子。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是守门书吏的通传：“魏枢密――殿下派人来了，说有一份公文，需要您亲自签收。”

魏仁浦抬起头：“请。”

一名身着青色锦袍的年轻内侍走进值房，双手捧着一只素色的木匣，恭恭敬敬地放在魏仁浦案上，然后躬身退后两步：“魏枢密，殿下说，这份公文，请您务必在今日之内过目。”

魏仁浦点了点头，等那内侍退出后，才伸手打开木匣。

匣中只有一页纸――准确地说，是一封手札，用端正的小楷写在一张素白的宣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官印，只有一段话：

“魏枢密台鉴：

去岁淮南，曾闻枢密于帐中夜读《孙子》，至‘上下同欲者胜’处，反复沉吟良久。

今燕云未复，北疆未安，天下未一。

愿与枢密同此一‘欲’。

宗训顿首。”

魏仁浦的目光落在最后那四个字上――“宗训顿首”。

一个即将被册立为太子的皇子，对一个臣子，用“顿首”二字。这不是正式的公文格式，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指令，更不是储君对臣僚的例行问候――这是一封私信，一封用最平实的语，写出的、不带任何权谋机锋的私信。

他没有立刻收起那页纸，也没有将它锁入任何文匣。他只是将那页纸平放在案上，目光落在那行“上下同欲者胜”上，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传来第一声秋虫的鸣叫。

他想起了一件事――去岁淮南，他确实在帐中夜读《孙子》。那时寿州战事正酣，他独自坐在灯下，反复揣摩着如何协调各方兵力、确保粮道畅通，读到“上下同欲者胜”一句时，他曾搁笔沉吟。但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件事――至少，他以为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那个孩子，当时只有四岁。

魏仁浦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秋风裹着槐树叶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拂过他因常年伏案而略显苍白的面颊。他望着窗外那片被暮色染成橘红色的天空，没有回头，只是用一种近乎自自语的、低沉而平稳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