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说：“城里太吵。这儿安静。”

刘婶看了看那两间土屋，又看了看那片荞麦地，心里有点酸。她回到家，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腊肉，还有一坛自己腌的咸菜，第二天给送了过去。穆桂英接过去，说：“刘婶，你不用这样。”刘婶说：“你们不吃好的，也要吃点咸的。咸的就粥，香。”穆桂英笑了笑，收下了。刘婶后来每隔几天就去送一次东西，有时是一碗红烧肉，有时是一篮子鸡蛋，有时是一壶自己酿的米酒。她怕他们饿着，怕他们吃不好。陈远说：“刘婶，你别送了。我们有。”刘婶说：“你们有是你们的事，我送是我的事。”陈远笑了笑，不再拦她。

建熙十五年，陈远走了。刘婶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切菜。她的刀顿了一下，切到了手指。血一下子涌出来，滴在案板上，滴在菜叶上。她没有吭声，用嘴吸了吸伤口，继续切菜。切着切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擦了擦眼泪，又切。旁边帮厨的媳妇子问她：“刘婶，你怎么了？”刘婶说：“没事。切洋葱熏的。”那天伙房没做洋葱。

陈远下葬后，刘婶去他墓前烧了纸。她蹲在墓前，把纸一张一张地放进火里，看着灰烬飘起来，被风吹散。

“少帅，”她轻声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照顾自己。在边关的时候，我给你粥里多放一把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少帅，你吃的应该比兵好。你非要吃一样的，吃坏了身子怎么办？”

她抹了一把眼泪，继续说：“现在你走了，没人给你煮粥了。你在那边，要是饿了，就托梦给我。我给你煮。不给你煮稀的，煮稠的。稠的扛饿。”

风吹过来，把纸灰吹到她脸上。她擦了擦脸，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走了。

刘婶活到了八十多岁。她退休以后，没有回老家――老家早没人了。她住在了边关城外的一间小屋里，离陈远和穆桂英的墓不远。每天清晨，她都会拄着拐杖，去墓前坐一会儿，拔拔草，擦擦碑。她眼睛不好，看不清碑上的字，但她知道那上面写着“种荞麦的人”。她觉得这五个字写得好，朴实，像少帅这个人。

她死的那天，也是一个秋天。她靠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怀里抱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那是当年陈远和穆桂英喝粥用的碗，她偷偷留下来的。风从草原上吹过来，带着荞麦花的味道。她闭上眼睛，嘴角带着一丝笑。

恍惚中，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清晨，站在伙房门口，看着一个穿着银甲的年轻人骑马走进军营。阳光把他的脸映得金光闪闪，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将领，马蹄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半边天。

“少帅，”她轻声说，“你来了。”

她伸出手，像是在迎接什么。

风停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