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冲出院区大门的那一刻，吴刚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趴在车厢地板上，后脑勺抵着冰冷的铁皮，眼睛死死盯着后窗玻璃外面飞速后退的灯光。

医院的大门越来越远，急诊楼顶上的红色十字标志渐渐缩小成一个模糊的光点，最后被一个转弯彻底吞没。身后的警笛声没有响。没有人追上来。

吴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车厢里的空气混浊，带着汽油味和灰尘味，但此刻他觉得这是他呼吸过的最甜美的空气。他的嘴角慢慢咧开，先是微微上扬，然后越咧越大，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癫狂的、无声的笑。

他的肩膀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压抑了太久的、终于释放出来的狂喜。

自由了。

这个念头像一束光，猛地劈开了他脑子里那片沉甸甸的黑暗。他自由了。他不用再回到那间软包的谈话室，不用再面对严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不用再听那些翻来覆去的问话，不用再在深夜被自己做过的事惊醒。他自由了。他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换一个名字，换一种活法，把吴刚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背后所有的一切都扔进垃圾桶里。

吴刚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此刻他觉得自己像一只终于挣脱了笼子的鸟，翅膀还没有完全张开，但天空已经在那里了。

他提前为自己规划好了，去金柳市，那里是最有可能逃亡境外的地方，他不会像唐明军那么傻，逃到了境外还那么高调，人这辈子只要在关键的时候赢一次就够了，相信这次李威肯定想不到，一个被抓的人，还能逃。

面包车在黑暗中疾驰。吴刚从地板上爬起来，坐到后排的座椅上，把脸贴在车窗上，试图看清外面的路。路灯的光一明一暗地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像两个燃烧的煤球。他看到了熟悉的街角，看到了那家他曾经去过几次的饭店的招牌，看到了凌平市郊最后一个红绿灯。车子驶过了那条界线，从市区进入了郊县，道路变得颠簸起来，两旁的建筑物越来越少，田野和树林越来越多。

他彻底离开了凌平。

“值了。”他低声对自己说。这一次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是向上的，心里是滚烫的。他这辈子值了，不是因为享受过了，而是因为他从那个所有人都以为他插翅难飞的笼子里逃了出来。省纪委、省公安厅、李威，他们都以为他吴刚已经是瓮中之鳖，可他还是跑出来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一个比任何官位、任何财富都让他激动的胜利。

面包车一直在黑暗中行驶，速度越来越快，外面一片荒凉，吴刚很困，但他不敢睡，在确定完全安全之前，不能睡。

车厢里没有人跟他说话。司机一不发，副驾驶上的人也不回头，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壮汉更是像一尊雕塑，从头到尾连姿势都没变过。

但他心里有很多问题。

车是谁安排的？从窗户外面接应他的人是谁？面包车的司机是谁？他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以后怎么办？

这些问题像一群苍蝇一样在他脑子里嗡嗡地飞，赶不走，也抓不住。他用力摇了摇头，额头上的伤口又疼了一下，血已经不再流了，但纱布已经被浸透，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车终于停了。

车门从外面被拉开，冷风灌了进来。吴刚眯着眼睛往外看，发现车停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不是城市，不是乡镇，而是一片荒郊野外，四周黑漆漆的，只能看到远处几棵树影在风中摇晃。脚下是碎石子铺的地面，踩上去吱嘎作响。

他被人扶着下了车，膝盖还在发软，在地上踉跄了两步才站稳。

前面是一座孤零零的院子，灰色的砖墙大约两米高，墙头上拉着铁丝网。院子里有一栋两层的小楼，楼里亮着灯，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橘黄色的，在漆黑的荒野中显得格外温暖，也格外诡异。

“进去。”

身后的人推了他一把。吴刚没有反抗，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反抗没有任何意义。他迈开步子，踩着碎石子路，朝那栋亮着灯的小楼走去。

门是铁皮的，刷着暗红色的漆，漆面已经斑驳，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门没有锁，他一推就开了。

里面的陈设出乎他的意料。

不是他想象的那种藏污纳垢的窝点，而是一间布置得相当舒适的客厅。真皮沙发，实木茶几，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角落里立着一台饮水机，茶几上还摆着一盘水果。如果不是窗外那片荒郊野外的黑暗，他几乎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家普通的农家乐。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衫，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像是一直在等，等了很久。

吴刚看到那个人的时候，脚步顿住了。

他认识这个人。不，不能说是认识，只能说是见过。在金柳市的一次商务饭局上，这个人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也没有人主动跟他搭话。当时有人小声告诉吴刚，说这个人是做木材生意的，在金柳市有些门路，但上不了台面。吴刚当时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根本没有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但此刻，这个人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像在打量一件终于到手的货物。

“吴市长，一路辛苦。”那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伸出手，“咱们又见面了。上一次在金柳，您可能不记得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