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没有握他的手。他站在客厅中间，身上的病号服皱巴巴的，脚上还穿着医院的一次性拖鞋，头发凌乱，额头缠着渗血的纱布，狼狈得像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但他努力挺直了腰杆，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发虚。

“你是杨宝昌的人？”

那人笑了笑，把手收回去，重新坐回沙发上，翘起二郎腿。

“吴市长，您不用管我是谁的人。您只需要知道，从现在开始，您的安全由我负责。这个地方很安全，方圆十公里没有人家，最近的公路在七公里以外。您在这里住几天，等风声过了，我们再安排您转移。”

“转移到哪里？”

“这个您也不用操心，到时候自然有人告诉您。”

吴刚盯着那人看了几秒钟，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安心，而是一种认命之后才会有的、破罐子破摔式的坦然。

他走到沙发对面，一屁股坐了下来。沙发很软，他整个人陷了进去，像是被一双巨大的手掌托住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坐过这么舒服的沙发了，在医院的那张硬板床上躺了两天，浑身的骨头都在抗议。此刻陷进这张沙发里，他觉得自己像一块冰，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

“给我一根烟。”他说。

那人从茶几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根，递给他，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吴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白色的雾。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抽过烟了，谭冰不喜欢烟味，他戒了。此刻这根烟的味道又苦又辣，呛得他想咳嗽，但他忍住了，又吸了一口。

烟在指间燃烧，发出细微的嗤嗤声。吴刚看着那一点明灭的火光，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根发黑的灯管，想着自己这一辈子值不值。现在他坐在这间陌生的客厅里，抽着烟，等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

人生真是荒唐。

“吃的在厨房，冰箱里有菜，有肉，有鸡蛋，够吃一个礼拜。楼上有床，被子是干净的，卫生间有热水。”那人站起来，拿起搭在沙发扶手上的一件外套，披在身上，“我先走了，明天晚上再来。您好好休息，别乱跑。这附近没有人家，也没有车，跑也跑不远。”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吴刚。

“对了，吴市长，还有一件事。”

“说。”

“您的手机，不能用了。这个屋里有电话，但只能打内线，外面的号码拨不出去。您需要什么，用那个电话拨‘1’，会有人接。”

吴刚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门关上了。院子里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轮胎碾过碎石子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吴刚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手里夹着那根快要燃尽的烟。烟灰掉在他的病号服上，他没有去掸，就那么看着它从白色的布料上滚落，掉在地板上，碎成几截。

他环顾四周，目光从沙发移到茶几，从茶几移到墙上那幅山水画，从山水画移到角落里的饮水机。这间屋子干净、整洁、舒适，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冰冷。不是温度上的冷，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被遗弃的冷。像是一件被暂时存放的行李，等着被人取走，或者被人遗忘。

他站起来，走上二楼。楼梯是水泥砌的，没有铺地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咚咚咚的，像心跳。二楼有三间房，他推开中间那间，里面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已经褪色的花。被子是碎花的，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

床垫很软，比他睡过的任何一张床都软。

他慢慢地躺下去，身体一点一点地陷进床垫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没了。他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灯罩上落满了灰，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手机早就不可能用了，因为被省纪委收走，里面的通讯录、短信、备忘录，全都没了。那些东西记录了他大半辈子的轨迹，现在被人翻看，被人分析，被人当成证据装订成册。

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有点可惜。不是可惜那些证据，而是可惜那些记忆。有些记忆，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存在手机里的东西。

他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片漆黑，看不到任何灯火，听不到任何声音。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吹得窗帘微微晃动。他把手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冰冷透过掌心传遍全身，让他打了个寒颤。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声响。

不是脚步声，不是说话声，而是一种很轻的、有规律的敲击声，像是有人在用什么东西敲打铁皮门。

吴刚竖起耳朵听了听，那声音停了，然后又响起来，三下，停顿，三下，停顿，三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