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站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阳光从头顶倾泻下来，照在他脸上，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他把佛珠装进口袋，转身看着郑重。
郑重已经把配枪收回了腰间，正在点另一根烟，烟雾从他鼻腔里喷出来，在阳光下散成一片淡蓝色的薄雾。
“郑局，人我带走了。”李威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凌平那边的事还等着我回去处理。吴刚的案子，等金柳市这边的调查告一段落，我会把完整的材料送过来，两边并案处理。”
郑重把烟叼在嘴角，伸出手。李威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的手在阳光下紧紧地握在一起，比上一次握得更紧，更久。郑重的手很有力，那种力不是客套，是不舍，是一个并肩作战过的人对另一个并肩作战过的人的、不用语表达的、心照不宣的牵挂。
“李书记，下次来金柳市，别再带着案子来了。”郑重松开手，嘴角弯了一下，那是笑，一个南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一个在刑侦一线干了二十多年的老警察，在李威面前露出的一种难得的、真诚的、不带任何职业面具的笑，“金柳市的鱼头火锅不错，下次你来，我请你吃火锅。”
“我记住了。”
警车启动，吴刚坐在中间，左边是朱武，右边是另外一名警员。吴刚低着头，手铐铐在身后，脚镣锁在脚踝上，穿着那身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剃得贴着头皮，像一个被从深海里捞上来的、已经失去了挣扎能力的、认命了的、沉默的鱼。
郑重站在车窗外，弯腰看着李威，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四个字：“一路顺风。”
李威发动了车子，挂挡，松刹车，车驶出了那条偏僻的街道，汇进了金柳市的车流里。车窗外，康安精神病院的铁艺大门在阳光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灰色的点，消失在视线里。郑重站在门口，手里夹着烟，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街道尽头，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转身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金柳市到凌平市，正常行驶差不多要一天的时间才能赶回去。李威把车速控制在一百公里每小时，不快不慢。他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吴刚。吴刚靠在座椅上，眼睛闭着，呼吸平稳而均匀，像一个在长途旅行中睡着了的人，但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那颤抖不是害怕，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即将失去什么、即将结束什么的时候，身体替心做出的、不需要经过大脑同意的、本能的反应。
金柳市官场在吴刚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就收到了消息。不是从公安局传出去的，是从某个在市委大楼里上班的、有渠道的、跟各方都保持着微妙联系的人传出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金柳市的官场里飞――吴刚被抓了，李威走了。这两个消息像两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荡过每一个和金柳市官场有关的人的心口。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关上门庆祝，有人躲在厕所里打电话，有人坐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人把藏在保险柜里的东西拿出来翻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锁好，把钥匙藏在一个更隐秘的地方。
刘长河，金柳市市委书记，坐在市委大楼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电话，听筒那头是杨大川的声音，正在向他汇报吴刚被抓的经过。刘长河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电话挂了，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很长，长到像是要把胸腔里所有的浊气都排空。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那片灰白色的天，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弯了起来。那不是笑，是一个人在一场大风暴之后、终于看到风暴眼过去、终于可以喘一口气时的、疲惫的、劫后余生的、说不清是庆幸还是后怕的表情。
金柳市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官场地震。第一次是金柳堂被端、张国庆被抓、省厅调查组进驻，金柳市公安局被翻了个底朝天。第二次是吴刚在精神病院被抓、李威带着人离开金柳市、金柳市的官场在短暂的恐慌之后慢慢恢复了秩序。两次地震的震中都跟一个人有关――李威。他从凌平市来，在金柳市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枪一弹，没有任何官面上的支持，但他用一本笔记本、一根磨尖的钢管、一个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和一个不要命的劲头，把金柳市的天捅了一个窟窿，让阳光从那个窟窿里照进来，照亮了这座灰暗了太久的城市。现在他走了，带着吴刚走了，金柳市的天不需要他来洗了，金柳市的人不需要他来救了，金柳市的官场松了一口气，那口气松得很大，大到整座城市都能听到那声叹息。
车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山丘，从山丘变成了隧道。隧道很长，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黑色的管子，车灯的光柱在隧道里被黑暗吞没，只能照亮前面一小段路面。李威把车速降到了八十，打开车内的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车厢，照亮了后座上三个人的脸。
李威的手机在仪表盘上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蜘蛛。李威曾经的手下，特战队员，她同样在一直找昌哥，一直在暗中收集线索、从不暴露自己、从不轻易联系任何人的女人。她的消息向来简短，向来精准，向来不寒暄、不铺垫、不废话。李威点开短信，屏幕上的字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扎在他的心口上。
“黑鹰，我查到了关于昌哥的一条线索。很重要。你在哪？”
李威把手机放下，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她只说事实，只说线索，只说证据。她说“很重要”，说明这件事重要到她觉得必须用这三个字来提醒李威注意，重要到她觉得不说不行、不打这个电话不行、不把这条线索告诉李威不行。他拿起手机，按下了蜘蛛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蜘蛛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一种只有在极度紧张或者极度兴奋时才会有的那种急促和压低的嗓音。
“黑鹰。”还是熟悉的称呼，只有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战友才会使用的称呼，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和身份没有任何关系，一个称呼就是最大的信任，而且是一辈子。
“听我说，昌哥早年拿下过金窟山矿区的开采权，这件事你知道吧？我在查金窟山矿区旧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内部文件，是昌哥写给昌哥的。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自己的。一个人给自己写信，你不觉得奇怪吗？”
李威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停了一下。他在听，尽量听蜘蛛说。昌哥写给昌哥。一封信，收件人和寄件人是同一个人。这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任何正常的商业行为或个人行为。一个人给自己写信，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在用某种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暗语传递信息，要么是――这封信不是写给自己的，是写给另一个自己的，一个拥有同样名字、同样身份、同样面孔的另一个自己。
“你继续说。”
蜘蛛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李威几乎要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才能听清：“那份文件的内容是关于金窟山矿区的一个秘密开采合同，签字栏里有两个签名，一个是‘杨宝昌’，一个是‘杨宝昌’。同一个名字，签了两次。但笔迹不一样。我找人做过笔迹鉴定，两个签名的笔迹特征完全不同，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车厢里安静极了。后座上的两个警员不知道李威在跟谁打电话，但从他脸上凝重的表情里，他们感觉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吴刚睁开了眼睛，透过后视镜看着李威的脸，他的嘴角那个弧度又出现了，不是笑，是一种“你也发现了”的、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的、扭曲的、让人心里发毛的表情。
“你的意思是，有两个昌哥。”李威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那只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白得像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