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站在公安局的台阶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花岗岩地面上，像一个孤独的路标，指向他来时的方向，也指向他即将要去的地方。

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串佛珠，走下台阶，拉开车门，刚要上车，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声响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清脆。

郑重从公安局大门里追了出来，手里拿着对讲机，身上的作训服还没换，裤腿上有金窟山上蹭的泥，鞋面上有干了之后变成灰白色的泥浆，他追到李威面前，喘了一口气，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开口：“李书记，借一步说话。”

李威看了他一眼，松开车门把手，跟着郑重走到台阶旁边的一棵梧桐树下。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沙沙作响，几片叶子从头顶飘下来，落在地上，被风吹着贴地打转，像几只找不到方向的蝴蝶。郑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李威，李威摆了摆手，郑重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腔里喷出来，在阳光中散成一片淡蓝色的薄雾。

“我收到消息，杨宝昌的那些手下，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人落网。张国庆带的那一百多号人里，有十几个已经主动交代了问题，跟杨宝昌的往来账目、通话记录、见面时间地点，一笔一笔都交代了。金柳市局自己也在抓人，杨大川这回是真急了，三天没回家，吃住都在局里，把刑侦、经侦、禁毒、治安全部压上去，能用的力量全用了。”

李威靠在树干上，双手抱胸，看着郑重。他没有催促，没有插话，他知道郑重来找他说这些不是为了汇报工作，是为了引出真正想说的话。郑重又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阳光下红得发烫，像一颗即将燃尽的炭火。

“我刚才在局里听说了一件事。”郑重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李威能听见，“昨天半夜，金柳市局抓了一个人，是杨宝昌手下的一个马仔，专门负责给杨宝昌跑腿的，叫方麻子。这人嘴不严，进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全招了。他交代了一件事，你要找的那个人没离开金柳市。”

“知道人在哪吗？”

这是李威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吴刚而来，很明显是吴刚是这场对局中的棋子，昌哥为了报仇，利用吴刚引自己到金柳市，只是他想不到会因为这个栽了，彻底栽在自己手里，永无翻身之日。

“方麻子说，金窟山出事那天凌晨有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去金窟山后山接一个人。他开着车去了，在后山的一条土路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看到两个人从山上下来。一个是自己人，另一个他不认识。当时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有伤，走路一瘸一拐，像是从山上摔过。方麻子把他们送到了城北的一个地方，不是佛堂，是另一个地址。吴刚下车的时候，杨宝昌本人就在那里等着。方麻子没敢多问，开着车走了。他只知道吴刚被送到了城北，具体在哪个位置、被谁接走了、后来去了哪里，他一概不知。”

李威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运转。

城北，杨宝昌亲自在那里等着，说明吴刚对他很重要，重要到他一个黑道教父要亲自去接。

吴刚没有离开金柳市，这符合杨宝昌“他已经无法决定”那句话的潜台词。

不是无法决定，是不想决定，或者决定不了。

杨宝昌是什么人！一个在金柳市经营了十年的人，一个手底下有无数马仔、无数关系、无数藏身点的人，他会把吴刚藏在一个连方麻子都不知道的地方，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隐秘的、最后的安全屋。

“郑局，我需要你的帮助。”李威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方麻子交代的那个地址，城北具体什么位置？杨宝昌在城北有多少处房产？多少处藏身点？金柳市局查了没有？”

郑重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火星在脚下熄灭，最后一缕青烟从鞋底旁边飘起来，在阳光下散了。他看着李威，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等你说这句话等了很久”的释然。

“方麻子交代的地址，是城北一条没有名字的巷子，巷子里有三间平房，杨宝昌早年买下的，登记在一个不相关的名字底下。金柳市局今天凌晨去搜了，房子是空的，但里面有住过人的痕迹，床上的被子还是热的，地上有带血的绷带，垃圾桶里有吃了一半的方便面。他们最多提前了两个小时得到消息，跑了。”

李威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提前两个小时得到消息，说明有人通风报信。金柳市公安局内部，杨宝昌的网还没有被彻底清除，还有人在替他做事，还有人在替他盯梢，还有人在他落网之后依然忠诚于他。

这种忠诚不是出于感情，是出于恐惧，他们怕杨宝昌还有翻盘的机会，怕杨宝昌在外面的人替他们收尸。

“杨宝昌在金柳市的资产，这几天一直在查。”郑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递给李威。纸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几十条条目――房产、车辆、公司账户、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理财产品、保险箱、金银珠宝、字画古董。每一个条目后面都标注着查封状态，有些已经查封了，打了红钩，有些正在查封中，打了蓝钩，还有一些标注着“待查”二字，后面跟着一个问号。李威的目光从纸上一行一行地扫过去，扫到倒数第三行的时候，停住了。那一行写着――“康宁精神病院，城北，登记在杨宝昌关联人名下，待查。”

李威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指节发白。他抬起头，看着郑重，郑重的眼神告诉他，他也注意到了这一条。

精神病院，城北，登记在杨宝昌关联人名下。

城北是杨宝昌的老巢，精神病院是正常人不会靠近、不会注意、不会怀疑的地方。一个人如果穿着病号服、混在一群精神病人中间、行为举止疯疯癫癫、不跟任何人交流、不接受任何人的探视，谁能发现他？谁会去查他？

谁会想到一个在逃犯罪嫌疑人，会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

“郑局，我要去查这家精神病院。”

郑重看着李威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疲惫，有血丝，有一种三天没睡觉的人特有的那种通红，但那双眼睛里也有一种东西，一种让郑重觉得不答应他、不支持他、不陪他一起去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东西。

郑重没有犹豫，“好，我陪你去。”

李威没有说谢谢，因为在这种时候、在这种事情上、在这种两个人把命都押上去之后终于看到一线光亮的时刻，

谢谢是多余的，是苍白的，是对不起他们之间这种不需要语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的。

他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郑重绕过车头，坐进了驾驶座，发动了车子，挂挡，松刹车，车驶出了公安局的停车场，汇进了金柳市午后的车流里。

金柳市的天很蓝，阳光很足，街边的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落，铺在地上，铺成一条金黄色的、厚厚的、踩上去沙沙响的地毯。

路上的行人不多，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有牵着小狗的老人，有骑着自行车放学的学生。他们的脸上有笑容，有疲惫，有对生活的各种表情，但没有人知道这座城市在过去的三天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金窟山上发生了怎样的血战，没有人知道一个凌平来的政法委书记和一群南州来的特警，用命把一个在金柳市盘踞了十年的黑恶势力连根拔起，把天捅了一个窟窿，让阳光从那个窟窿里照进来，照亮了这座灰暗了太久的城市。

康安精神病院坐落在城北的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和几家关门闭户的小店铺。

精神病院的大门是铁艺的，漆成白色，但漆皮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像一道道干涸的血痕。大门的右侧挂着一块白色的木牌，上面用黑色的大字写着“金柳市康安精神病院”，字迹有些模糊了，像是很久没有人擦拭过。院墙很高，足有三米，墙上爬满了枯藤和常春藤，把墙体的颜色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截一截灰白色的墙根。

郑重把车停在了精神病院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熄了火，关了车灯。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二十分。他转过头，看着李威，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李书记，这家精神病院登记在杨宝昌关联人名下，但我们没有搜查令。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吴刚在里面，方麻子的口供只说吴刚被送到了城北，没有提到精神病院。如果吴刚不在里面，我们就是擅自闯入私人医疗场所，打草惊蛇不说，还会被杨宝昌的律师反咬一口。”

李威靠在座椅上，看着对面那扇铁艺大门，大门紧闭着，门卫室里的窗户上糊着报纸，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两下，节奏很慢，一下，一下，一下，像是在数着什么。他在想，在想所有的可能、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后果。如果吴刚在里面，抓到了，一切都值得。如果吴刚不在里面，他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凌平市政法委书记，跨区域擅自闯入私人医疗场所，这个罪名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足够让那些等着看他笑话的人笑上一年半载，足够让他的政敌在上级面前参他一本，足够让他在接下来的仕途上多出无数个坎。

但他没有犹豫。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杨大川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杨大川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比上午更沙哑了，像是一天没喝水的人发出来的声音：“李书记，什么事？”

“杨局长，我需要你对康安精神病院进行搜查，理由是涉嫌窝藏犯罪嫌疑人。我现在就在精神病院门口，郑重同志和我在一起。我们有人看到吴刚在里面，但我们需要合法的程序。”李威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不容置疑。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钟。杨大川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比刚才沉了几分，像是在做一个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决定：“我批。我现在就签搜查令，让人送过去。你们在外面等着，不要进去，等我的人到了再行动。”

“来不及了。”李威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一些，不是愤怒，是一种被时间逼到了绝境之后的本能反应，“杨局长，他们已经跑了一次了，不能再跑第二次。每多等一分钟，吴刚就多一分钟的时间换衣服、换房间、换身份、甚至从精神病院的后门溜走。我现在进去，所有后果我承担。搜查令你让人送来，我在里面等着。”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杨大川说了两个字，“小心。”

电话挂了。

李威把手机装进口袋，推开车门，下了车。

郑重跟着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配枪，检查了一下弹匣，推弹上膛，然后把枪别回腰间，用外套的下摆盖住。

两个人走到精神病院的大门前，大门是锁着的，门卫室里没有动静。

郑重抬手叩了三下，没有人应。他又叩了三下，叩得更重，铁门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敲在一口巨大的钟上。

门卫室的门终于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五十多岁，秃顶，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脸上有一种长期在封闭环境里工作的人特有的那种苍白和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