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清晨，第一批证物送回第二招待所。

两本账册、一枚加密u盘、三部旧手机和临江运砂船上的项目复印件，被分别放进四个透明证物箱。

每个箱子都有独立封签，交接人、运输人和接收人逐一签字。

陈默站在证据室外，没有催技术人员开箱。

越是重要的东西，越不能因为所有人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就省掉任何一道手续。

“废弃码头和运砂船的证物不能混。”陈默对顾志远说道，“仓库账册是龙四、马猴的经营记录，船上保险箱是临江线的核心材料。先各自建目录，再做交叉比对。”

“王大勇已经提出愿意说明情况。”顾志远回应着，“他看见那本无名账册以后，情绪变化很大。”

“先让他休息、治疗，核对身份和权利告知。”陈默说道，“不要拿一夜没睡的人赶口供。我们要的是能相互印证的事实，不是他为了少担一点责任随口攀咬几个名字。”

顾志远看着陈默，点头记下了。

而负责京城“断水”线的蓝凌龙仍在方正邦那边，地方证物由随督导组南下的中纪委技术组接手。

隔着玻璃，技术组负责人和两名技术人员开始检查加密u盘。

他们没有直接在原设备上操作，而是先核验封签，制作只读镜像，再把原件重新封存。

陈默回到临时指挥室，把墙上代表抓捕任务的地图撤了下来，换上三张空白展板。

第一张写“人”，第二张写“钱”，第三张写“项目”。

昨夜的行动图回答的是人在哪里、从哪条路进去、由哪一组控制。

现在的证据图要回答的，却是谁替三江联盟办过事，钱从哪里来，又借哪一个项目洗成了合法收入。

顾志远让人把已经确认的名字贴上展板。龙四、马猴、王大勇、周海清在最下面，往上是三省交通、水利、公安系统中已经接受调查的干部。

名字很多，线却还没有真正连起来。

“不能按照职务高低往上排。”陈默拿下几张刚贴好的姓名卡，“办案不是先猜谁的官大，再从下面找材料证明。

以具体事项为，谁签字、谁打电话、谁收钱，就把谁接在线上。”

陈默让工作人员改用三种颜色，黑色代表已经由书证、物证确认的事实；蓝色代表证人供述；红色代表尚待核实的判断。

任何一个名字旁边如果只有蓝线和红线，就不得写进措施升级报告。

一名年轻干部看着密密麻麻的材料，忍不住问道：“如果口供和账册都指向同一个人，还不能算吗？”

“能算线索，不能直接算结论。”陈默说道，“账册可能用的是代号，口供可能为了推卸责任。”

“至少要找到一条不依赖这两样东西的证据。车辆、通话、资金、项目审批，哪一条都行，但必须能独立站住。”

说完，陈默在三张展板之间画了一条横线后，又接着说道：“人、钱、项目，三条线交叉以后再申请升级措施。谁负责哪一条，马上定下来。”

“不要所有人都围着u盘，也不要因为里面出现一个大名字，就把其他证据扔在一边。”

顾志远很快完成分工，中纪委技术组恢复电子数据；两组干部核查公司和银行流水；另外三组分别调取港口检查、航道疏浚与重大项目审批档案。

赵铁军送回行动报告以后，不参加讯问，只负责把昨夜三个武装现场的证物目录与人员关系重新核对。

安排完这些，陈默才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热水，他同样一夜没睡，眼睛里已经有了血丝，却没有回房间休息。

昨夜枪响时，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让人倒在码头；天亮以后，任何一个错误则可能让真正的保护伞躲过审查。

两种战场不同，容错的余地却一样小。

上午八点四十分，第一份分析结果送到临时指挥室。

u盘里共有三个加密目录。第一个目录记录运砂船的航次、砂量和现金收支；第二个目录保存三江联盟在三省的联络代号；第三个目录只有十二份表格，文件名全部是项目编号。

技术组负责人把其中一张资金关系图投到屏幕上后，汇报道：“船上账册和u盘不是两套独立的账，手写账册记录现金交付，u盘记录资金来源和项目归属，两边用同一组代号对应。”

屏幕上出现三个反复出现的代号，“桥”，每年两笔，共一百万元，“伞”，每年两笔，共一百万元，“堤”，每年一笔，两百万元，另有项目分成。

“能对应到具体人吗？”陈默问了一句。

“前两个已经有较强指向，但还不能只凭代号下结论。”技术组负责人调出两份表格，“‘桥’后面关联楚江省三个码头扩建项目，付款路径最终进入一家建材公司；这家公司正是赵伟民妻弟控股的那家。”

“‘伞’对应江北公安系统的巡查时间表。每次记录付款后，三江联盟的重点船只都会在随后两个月内避开联合检查。”

“‘堤’最复杂。它不对应某一个执法环节，而是对应项目审批。文件里有江北省四个重大工程的内部编号，审批时间与‘堤’的收款时间基本重合，但收款主体是一家投资公司。”

“公司负责人是谁？”陈默又问。

“李文斌。”技术组负责人回答，“三十七岁，江北恒远投资公司总经理。表面上与周德海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家公司参与过周德海分管的三个省级项目。”

周德海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会议室里，没有人立刻接话。

陈默走到屏幕前，把“堤”字圈了起来，说道：“现在只是项目交叉，不代表‘堤’就是周德海。”

“把恒远投资的股权、实际控制人、项目合同和资金落点全部查清。没有独立证据以前，谁也不许把这个代号写成领导姓名。”

“明白。”技术人员应着。

到了上午十点，王大勇的第一次讯问开始。

主问的是江南一组两名办案人员，陈默和顾志远坐在隔壁观察室。

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桌上只摆着身份材料、权利告知书和已经完成复制的账册页。

王大勇右臂包着纱布，脸色灰败。

“无名账册是谁放进保险箱的？”办案人员问。

“不知道。”王大勇应着。

“保险箱钥匙在你身上。”办案人员说着。

“船是龙四安排的，东西也是他的人送来的。我只管开船。”王大勇回答着。

“你是临江负责人，不只是船长。”办案人员翻开一页航次记录，“这上面的字有一部分是你写的，鉴定很快会有结果。你可以解释每一笔钱，也可以保持沉默，但不能用一句不知道替别人扛下所有责任。”

王大勇盯着那页纸，过了很久才说道：“账不是龙四送来的，是‘算盘’送来的。”

“周海清？”办案人员问道。

“对。他每季度来一次，核对完就把数据拷进u盘。保险箱里那本无名账，不是给我们看的，是给上面的人看的。”王大勇回应着。

“‘桥’和‘伞’是谁？”办案人员继续追问着。

王大勇抬起头，看了一眼摄像头后，说道：“‘桥’是赵伟民。他管交通那边，码头、港口、运输执法都能说上话。”

“依据是什么？”办案人员继续问。

“钱不是我送的。但赵伟民来过临江两次，都是我开车接的。一次在江边会所，一次在省城。他走以后，周海清让我在账上记‘桥已通’。”王大勇应着，到了这一步，他瞒不住了。

“‘伞’呢？”

“刘志强，江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我们的船被地方公安扣过三次，每次都是一个电话就放。去年有个分局不听招呼，第二个月局长就被调走了。”

“‘堤’是谁？”

王大勇沉默了，“我只知道是江北省里的人。”他最后说道，“龙四说过，桥和伞只能保一段水路，真正让三江联盟拿到工程、活到今天的是那道堤。这个人不出面，所有钱都经过李文斌。”

“你见过李文斌？”办案人员乘胜追击地再问道。

“见过三次。每次都是他拿项目编号来，让我们把分成单独列出来。”

这样的讯问持续了一个小时，王大勇说出了名字，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份口供被立即追加措施。

讯问结束后，一名办案人员拿着记录来到观察室汇报道：“王大勇对‘桥’和‘伞’说得很确定，是否马上拿这份口供去突破赵伟民和刘志强？”

陈默没有接记录，先问道：“他什么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两个代号对应谁？”

办案人员翻了翻笔录后，回应道：“他说赵伟民去过会所，刘志强帮忙放过船。”

“这是他为什么相信，不是他什么时候知道。”陈默说道，“继续问清楚。是谁第一次把代号和姓名放在一起说，原话是什么，当时还有谁在场。”

“不要把问题问成桥是不是赵伟民，让他自己叙述。”

顾志远明白了陈默的顾虑，如果王大勇只是根据赵伟民来过、刘志强打过招呼自行推断，那么他的口供只能证明三江联盟内部如何理解这两名干部，不能证明钱最终交给了谁。

只有把信息来源和亲历事实分开，证才经得起反复核对。

第二轮补充讯问很快开始，王大勇重新回忆后承认，“桥”是周海清在一次对账时亲口说出的；“伞”则是龙四在船被扣押后告诉他的。他没有亲眼看见两个人收钱，也不知道现金如何送达。

办案人员把这部分限制条件完整写进笔录，没有删去。

与此同时，陈默要求另外两组进行背靠背核查。

一组只拿项目编号查合同、审批和付款，不接触王大勇的口供；另一组只查车辆轨迹、通话记录和执法异常，不看u盘里的代号。

两组形成初步结论以后，才允许放到同一张桌上比对。

中午十一点二十分，第一批结果先后返回。

项目组查到，楚江三个码头扩建项目的砂石供应合同名义上经过公开比选，中标企业却都在开标前一个月向赵伟民妻弟的建材公司支付过“市场顾问费”。

三份顾问合同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验收材料也由同一台打印机制作。

执法组则从封存系统中恢复出两份被覆盖的抽查名单，原名单都有临江七号船，修改后的名单将其删除，操作账号属于赵伟民分管处室的一名副处长。

那名副处长接受询问时承认，修改前接到过赵伟民办公室电话，但他没有保存通话录音。

“没有录音，就不要写成赵伟民亲自下令。”陈默审阅报告时划掉了一句推断，“写清谁接的电话、谁传的话、谁改的名单。事实走到哪里，结论就写到哪里。”

那名干部低声问道：“这样写，力度会不会不够？”

陈默抬起头看着他说道：“报告的力度不靠形容词。你少写一句没有证据的话，前面十条事实反而更有分量。”

另一边，孙德明的项目线也出现突破。

水利厅提交的正式审批档案中，疏浚边界看不出异常。可技术人员从内部办公系统找到了更早的流转版本。

原方案避开了三江联盟长期盗采的江段，孙德明在会签时以“保障泄洪能力”为由，将那一段向外扩了两点三公里。

扩出的区域，正好覆盖三江联盟三年间产量最高的两个采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