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怀真在礼部安排的那间屋子里住下来。

屋子不大，朝南，窗子外面是一棵老榆树，枝叶茂密，把午后的阳光筛成细碎的光斑，落在桌面上。

这间屋子离鸿胪寺的档案库不远，书架上已经摆了几册礼部官员替他找来的医书，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还有几本前朝刊刻的《本草纲目》。

余怀真一页一页地翻看，起初只是随意翻阅，像是在让目光重新熟悉那些熟悉的字句。

可越读越慢，越读越停不下来。他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在一些条目旁停下笔来，用炭笔在空白处轻轻画了一道线。

他画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书页里躺了几百年的那些字。

第二天，他又把《本草纲目》翻到同一页，重新看了一遍，又从头到尾把那一卷细读了一遍。

他终于确信自己不是走眼了。书上写的和一些他亲自验证过的结论，对不上。他没有立刻声张，只是在接下来几天里，把他记得的那些亲自试过的药材一一对照书上的记录，在纸上写下了十几条批注，每一条都标明了出处和验证方法。

那个被他轻轻划过的印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延伸成了一列细密的眉批，等待着被再次翻开。

余怀真发现的问题不算少，但最让他觉得有必要写清楚的，是《本草纲目》里关于几味常见药材的记载。

比如“柴胡”条目下说它“性微寒，味苦，归肝、胆经”，说它能“和解表里，疏肝升阳”。

他想起自己在崂山时曾用柴胡配过几副药，按理说那方子不该起那么快的效。

可他把方子重新拆解之后才发现，那几副药里真正起效的，其实是另一味配药，而《本草纲目》对那味配药的记载正好与他验证的结果有出入。

他起初没有把这事写进书里，只是记在自己的手稿边缘。可后来读到卷十五关于“黄连”的条目时，他又停住了，对照着自己的用药记录，发现书上写得过于笼统，把苦寒之性说得太重，忽略了它在不同配伍中的灵活变化。

这样的错漏，不算大，可对于一个真正开方子的人来说，一剂药差之毫厘，就可能让病人在冬天多咳好几天。

他决定把这些问题单独列成一章，附在书后，作为“正误”。他没有动那本书的筋骨，但他在书页的边缘，为那些站得不够稳的条文轻轻扶了一把。

余怀真开始把他发现的那些问题一点一点写进书稿里。

他写得很克制，没有直接下判断，而是把他自己的用药经验、观察记录、炮制过程和实际效果逐一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对照判断。

他写“柴胡”时，先引用《本草纲目》原文，然后附上他在崂山和后续行医中用过的几个方子，解释每一剂药的配伍思路和实际效果，最后再指出与书中记载不相符的部分。

他写“黄连”时也同样谨慎，并补充说明了他曾遇到的一个病例――一个寒热夹杂的老人，用了含黄连的方剂后效果并不理想，后来调整了配伍才好转。

他写了三天，改了两遍，把那些字句稳住，才放进书稿里。

朱兴明听说了余怀真的书稿写了新章节，让孙旺财去问了一句，回话说“余先生正在改书，说是发现了一些前人的错漏”。

朱兴明没有追问，只是说：“让他慢慢写。”

余怀真指出《本草纲目》错误的事，渐渐传到了礼部。

有人在私下议论：“一个方士，也敢挑李时珍的错？”

也有人说：“他既然能治好太上皇的病，想必是有些真本事的。”

议论归议论，没有人去找余怀真当面核实。

礼部的官员们各忙各的，偶尔在值房里遇见时才会提一两句，茶水间的闲谈往往随着脚步声散去，被下一封待办的公文盖过。

余怀真也不主动解释什么，他每天照常写他的书，用完的纸摞在桌角，每天都能堆高一些。

他没有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对错的需要，也没有把那些眉批当作某种武器，他只是在整理自己能用语留下的、足够稳固的东西。

朱兴明让人把余怀真的书稿中关于《本草纲目》的那几页抄了一份，送到乾清宫来。

他花了半个下午看完，没有立刻表态。

他放下那几页抄本，沉默了很久。

他不懂医，可他能看出余怀真写得极有分寸――没有贬低前人，没有夸大自己，只是在陈述他亲自验证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