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始光协定》在新德里签字的电报正本，传回始光的时候，是深夜。

这让我不由得有点十分郁闷，协议正本竟然要晚于各国媒体的电报稿传回到了始光，让我有一种被各大国媒体抡起来打耳光的感觉。

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封译好的电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电文不长，只有几句话，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反复斟酌过才落笔的。余仲衡在电报末尾加了一句：“签字仪式顺利。新闻发布会已结束。各方反应初步正面。细节返程后汇报。”

我把电文放下，没有立即回复。窗外的始光城已经安静下来了，街道上的路灯亮着，三三两两的行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手里拎着东西，走得不快不慢。夜色在持续加深，灯光在水面上越来越亮，像是从江心生长出来的。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我预想的更快。签字仪式的电讯稿在凌晨时分通过路透社和法新社的线路发往了世界各地，早班的电台在清晨播报了这条消息，始光的街头，有人站在杂货铺门口听着广播，有人在摊边站住了，手扶着推车把，像是忘了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城北的茶摊比平时热闹了不止一倍，有人高声谈论，有人默不作声地喝着茶，只是听着，没有加入进去。广播里播完新闻之后又播了一段当地的民歌，调子很老，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一句“协议”或者“签字”，但整座城市都像是换了一种呼吸的节奏，连风声都变得不一样了。

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几天之后。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反应，没有出现在当天的报纸头条上，也没有被任何外交部的发人公开提及。但在电报线路和加密通讯的来往之间，一些微妙的信号正在从那些决策者们的办公桌上发出。

第一个信号，来自英国。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旬，一个自称“考察英侨资产”的英国商务秘书，从仰光乘火车到了八莫口岸。他姓亨特，三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站在口岸的检查窗口前排队等待通关。他的证件齐全，入境理由填写的是“商务考察”，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性质的声明，只是在“备注”一栏里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拟了解缅北地区战后英资企业的恢复情况。”

余仲衡在三天后把这份入境记录放在了我桌上，旁边附着一份简短的情况说明：“此人真实身份是英国驻仰光总领事馆的商务秘书，入境理由名义上是考察英侨资产，但根据他之前在曼德勒的活动轨迹判断，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实地评估《始光协定》签署后澜沧的实际状况和营商环境。”

“他住在哪里？”

“八莫的客栈。他没有主动联系我们的任何部门，也没有要求会见政府官员，只是带着一个翻译在街上走。但他到的第二天，就去了一趟八莫的老矿区，那边以前是英国公司开的柚木林场，日本人来的时候停了，后来就一直荒着。”

“他一个人去看的？”

“一个人。没有拍照，没有记录，只是站在矿区的入口看了一下，然后沿着那条路走了一段，又坐车回来了。”

我沉默了一下。“那就等他主动来找我们，这是我们的地盘，咱们急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