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决通过之后的日子里，始光城的每一天都像是一页刚翻开的书，纸页上的墨迹还没干透，就已经被人急切地翻过，继续往下看，继续往前赶。协定的国内合法性尘埃落定，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道手续了――在新德里正式签字，把那份文本上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变成法律事实。

黄翔在十一月上旬把一封电报放在我桌上：“新德里那边已经协调好了。签字仪式定在十二月十五日。英、印、美、联合国都确认出席见证。”

我拿起电报看了一遍，没有立即表态。“代表团的人选，还是上次那批？”

“我们建议，直接让余部长，王涛、沈康、方文山他们出席签署就好了。目前的外部形势还不明朗，如果主席你亲自前往，不可预测性太大，所以我们认为，让原谈判代表团代为出席比较稳妥，这个问题只等你的最终确认。”

“那就按你们的想法走。告诉余仲衡，所有事情按流程走。签字之前，不做任何额外的表态。签字之后，新闻发布会按规矩来。”

“明白。”

电报发出去之后，始光城的冬天如期而至，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但街上的行人反而比夏天更多了。有人在店铺门口挂出了国旗，有人自发地聚在广场上唱歌，国营的商铺开始上架新的年货，码头上的工人们搬着箱子大声说笑。秦山有一次路过市场，回来说：“那些卖菜的掸族大姐们，价都喊得比平时大声。”他说完自己笑了，我也笑了。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目光也在几个月内完成了从好奇到审视再到正式的转变。伦敦的报纸第一次用了专版介绍缅北的历史沿革，巴黎的国际法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非主权国家实体”的专题评论，曼谷和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则连篇累牍地转载了关于澜沧的报道。赛米尔从华盛顿发来一封私人电报，措辞简短但含义明确：“国务院内部对《始光协定》的评价不错，认为这是冷战背景下处理地区冲突的一种创新方式。协议签署之后，可能会考虑在适当时候扩大非官方接触的层级和范围。”

我把电报收好，没有回复。虽然这只是一分私人的电报，但在我并不认为，在澜沧真正的进入了国际视野之后，我和塞米尔的私人来往，可以彻底绕过cia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部门，所以这个时候，任何回应都可能被解读为某种表态，而表态本身落在纸上就会成为需要解释的东西。

十二月十五日，新德里。

签字仪式的地点选在印度外交部大楼二层的会议厅。厅内做了重新布置，正中是一张覆盖着深蓝色绒布的长桌，桌面正中放置着两份协定文本――一份是英文版，一份是中文版，两份文本都装订成册，封面上压着烫金的国徽图案。长桌两侧各摆了一把椅子，椅子背后是各自代表团的座位区，两侧还有观察员和记者席。

印度方面的工作人员提前两天完成了会场布置，又在前一天晚上加班检查了音响、灯光和麦克风。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只是麦克风在早上调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问题，反复调了三次，最后一次才把电流杂音彻底消除。调整完毕的时候，距离仪式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余仲衡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站在签字台左侧。他没有低头看稿子，而是安静地站在那儿，像是确认自己的呼吸与心跳都处于平缓的状态。王涛在他身后几步远的位置，穿着军装，肩章已经换成了正式场合用的那种。沈康和方文山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各自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的副本。

缅甸副总理站在长桌右侧，穿着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整齐。他的表情看不出明显的喜怒，但嘴角的线条比几个月前谈判开始时更平了一些――不是在放松，更像是在一次次被推挤之后磨平了棱角。他身后站着缅甸代表团的几位官员，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互相交换任何带有额外含义的眼神。

十点整，印度外交部长作为主持方率先发，然后依次是英国驻印高级专员、美国驻印大使和联合国代表。每个人的发都不长，核心意思却高度一致――祝贺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认为这是“解决民族冲突、维护地区和平的典范”，希望双方遵守协定内容、和平共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