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山汇报了西方记者动向之后的两个月里，我一直在等一个确认――那些人到底会不会来。等到六月底，吴山伦送来了一份名单。名单用打字机打的，一共二十多个名字，后面标注着所属媒体和国家：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还有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通讯社和自由撰稿人。

“他们真的来了？”我把名单放在桌上，看了一眼吴山伦。

“真的来了。”吴山伦说，“他们已经在香港集合，预计下个月初通过泰国入境。签证手续走的是泰国那边的华侨商会渠道，没有经过缅甸。他们对外声称是‘东南亚农业考察’，不是记者身份，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多少人？”

“二十三个，其中记者十五人，其余是摄影师和助手。另外――”他翻开笔记本，“还有大约十个人，身份不太单纯，表面上是商人的随员，但根据秦山那边的情报，他们实际上是各国驻东南亚使馆的商务官员，借这个机会来探底的。”

“那正好。”我说，“他们要探底就让他们探。把真实的东西摆出来，他们回去报给上面，比我们到处喊话管用。”

“好的，我会统一安排行程。他们入境之后全程由外交部接待，不限制采访地点，但军事基地和边防哨所会提前做好清场和安排。”

“军事基地的安排原则是：给他们看一个营的全面训练成果展示就行了。”

“我明白了。”

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第一批外国记者抵达八莫口岸。

二十多个人，三辆吉普车，从泰国清迈出发，经掸邦边境一路北上。沿途的路况让他们在抵达后就有了第一印象――边境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两侧有清晰的路标和里程碑。他们的车穿过八莫镇的时候，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经开门营业了，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有人坐在路边喝茶，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路边跑向不远处的学校。一切都有条不紊，仿佛日子在按它自己的节奏流动，不需要刻意向任何人展示什么。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写道：“当我们从泰北进入澜沧边境，我最初的预期是看到一片战乱后的废墟，或者至少是临时搭建的难民营和哨卡。实际上我看到的是一条平整的柏油路、两侧绿油油的稻田、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和正常营业的店铺。这不像我预想中的‘叛乱地区’，更像一个正在运转的正常国家。”

记者团的第一站是始光城区，他们被安置在城东一家新开的招待所里。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每间房里都有电灯和自来水。这对长期在东南亚跑新闻的记者来说不算稀奇，但他们接上电源后确认这里的电压非常稳定，没有跳闸或者闪动。

白天的行程安排很紧凑：学校、医院、工厂、农场。我让外交部不做特别安排，只是按照正常的生产生活节奏带他们走一圈，该上课的上课、该看病的看病、该开工的开工，不添油加醋，也不刻意回避。

他们第一天去的是始光城北的中学。那天是周三，学生们正在上语文课，内容是当地新编的课文，讲述克钦族和掸族之间的一段传说故事，最后落在“各族团结”的寓意上。记者们站在教室后排，没有人解释，也没有人停下来等待他们。

《泰晤士报》的记者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在简陋的校舍里，我看到的是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教育场景。老师的讲解清晰，学生们的回答流畅，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流利的中文板书和缅文对照。这里的教学秩序和乡村小学的宁静让我感到惊讶。”

第二天他们去了荣军农场。赵四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指挥收割晚稻，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记者们围着他问了不少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一个德国记者问他打仗的时候失去了什么，赵四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袖管：“一只手换了一个家，不算亏。”

那句话被登在了《明镜》周刊上。

第三天他们看了密松水电站二期工程。坝体已经浇筑到预定高度，工人们正在安装水轮机。汉斯正好在现场，被记者们围住问了很久，他用英文解释着水电站的技术参数和发电量，顺便提了一句：“我在德国、东南亚都修过水电站，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工人――他们知道自己在修什么，知道修好了会有什么好处。”

下午，记者们参观了始光的一家纺织厂和一个农业试验站。农业试验站的泰国顾问正在教农民关于橡胶种植和咖啡豆加工的技术。记者们对试验站里新引入的改良水稻品种很感兴趣，有人蹲在田边数了数稻穗的数量，站起来说了一句：“产量不低，比我见过的东南亚很多地方都要高。”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团分成了几个小组，自己选择想去的地方。有人去了边境口岸看贸易流程，有人去了掸邦的村寨采访民间生活，有人去了荣军农场的老兵安置点，有人干脆留在始光城区闲逛。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也没有人被特殊陪同。

一个法国记者在始光街头走了大半天，后来在报道里写道：“我在街上走了整整六个小时，没有人跟着我，没有人试图告诉我该往哪走。我看到的是正常的生活――商贩在讨价还价，工人在搬运货物，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们在路边踢球。如果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正常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