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会见了记者团，接受了一场联合采访。采访地点设在总统府一间简洁的会客厅里。光线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长桌和漆面的地板上，把空气中的微尘照得清晰可见。

第一个提问的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王主席，很多人认为澜沧是缅甸的一部分，你们只是一个地方武装。您怎么看？”

“我们有自己的宪法、政府、军队、外交和税收体系，内政、国防、外交全部自主。至于名义上的归属，我们接受《始光协定》的规定。名字是暂时的，日子是长久的。”

第二个提问的是《泰晤士报》的记者：“您认为澜沧的未来是什么？”

“一个能让孩子上学、让病人就医、让农民有地种、让工人有活干、让老人有所养的国家。不需要太大，也不需要太强，但要让这里的人都活得下去、活得有尊严。就这些。”

第三个提问的是《世界报》的记者：“澜沧对外部世界有什么期待？”

“我们不期待别人施舍什么，但也不拒绝友善的合作。愿意跟我们做生意的，我们欢迎；愿意跟我们交朋友的，我们也欢迎。我们不挑衅任何人，也不依附任何人。”

采访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记者们问了不少问题，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带着试探，我的回答不算长，但因为每个问题都只围绕同一个主题打转――这个国家想怎么活下去――所以不需要太多修饰。

记者团在七月底陆续离开澜沧。他们从八莫出境，经泰国返回香港，再从香港各自回国。出境的时候，有人回头看了一眼始光方向的轮廓，没有停下来。

八月中旬开始，国际媒体上陆续出现了关于澜沧的报道。标题五花八门，但基调比预料中更接近我们希望传递的样子。《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整版报道，开头第一段是：“在东南亚的丛林中，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微型国家正在悄然成型。”《泰晤士报》的标题更直接：《和平建设的典范：澜沧的新生》。《明镜》周刊用了《丛林中崛起的奇迹国家》。

这些报道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没有再把澜沧描述成“战乱地区”或“分裂武装”，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正在成型的、有秩序、有治理、有民生的地方政权来对待。措辞的变化很微妙，却异常关键，就像在那些词语被写下的瞬间，某个齿轮无声无息地咬合到位，让整个系统的运转方式也跟着发生了细微而确实的偏移。

记者团离开后不到两个月，美国那边的非官方援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赛米尔在十月初发来一封密电，内容和前几次差不多：“华盛顿方面已经批准了对澜沧的有限度非官方援助，通过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国际医疗救助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渠道提供，具体物资清单附后。”

物资清单列得不长，但每一样都是二五计划中急需的东西：改良种子、化肥、农具、小型医疗设备、抗生素和疫苗，还有一套通讯设备。清单末尾有一段备注：“将有三名技术人员随物资进入，身份为民间顾问，不涉及任何军事合作。”

秦山私下说：“美国人学乖了，做事越来越细致，连物资清单的品类都做成了不易查证的形式。”我听完之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他继续盯着那些物资的运输路线和清关流程，确保中间不会出问题。

物资的运输确实经过了精心设计的路线――从美国西海岸装船，经新加坡转口，贴上泰国某家商会的标签，再从清迈经陆路运入八莫。整个流程绕了至少四个中介环节，每一层都把上一层的痕迹擦拭干净，不留明显的追溯路径。

第一批物资在十一月中旬抵达八莫口岸，装在三辆卡车上。车斗用帆布盖着，报关单上写着“农业设备”和“医疗耗材”，没有额外的备注。我在物资入库的第二天去仓库看了一圈，一袋袋封好的改良玉米种子码得整整齐齐，每一袋上面用英文印着“非卖品”的字样。

陈保洁在一次例会上总结道：“美国人的援助虽然规模不大、渠道隐秘，但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小。他们愿意出钱出力，说明他们已经把澜沧当成一个有长期价值的合作对象――不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

我同意他的判断。但同时我也清楚，这些物资越是贴着“非卖品”的标签，就越不能用非卖品的心态去依赖它们。一旦接受了援助，就要有随时被切断的准备――那些号称“非卖品”的东西，最终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变成需要偿还的东西。

吴山伦在会上提出过一个建议：“美国援助虽然量不大，但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小。我们可以利用这批物资改善农业和医疗条件，同时通过泰国和香港的渠道，把这批援助的实际情况适度释放出去，让更多国家看到我们的发展潜力和开放态度，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和合作。”

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便在会上说：“援助来了，我们欢迎、合理利用，但必须坚持主权独立、自主发展。不接受任何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不站队。走自己的路。”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