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北省在数字化建设上不只是起步晚，关键在于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偏差。

起步晚还可以追，而方向上的偏差导致大量财政资金，投向了硬件设施和展示性项目，真正用于数据共享、算法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少得可怜。

这样的数字化产业怎么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报告上的百分之三点几，李怀节都怀疑被人严重注水，实际上能有百分之一就很不错了。

2016年，衡北省gdp约为万亿元，2017年统计数据为万亿元，年度增长约2400亿元。

如果报告中数字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那就是35亿元；

如果达到报告中所述的3%左右，那就是惊人的105亿元。

然而，无论是35亿还是105亿，在李怀节的实地调研和业务接触中，都找不到与之匹配的产业增长项目。

这份报告的‘水分’，只怕比想象的还要大。

“这个数据很好看，但和全国数字化产业的增长相比较，又很难看。”李怀节指着其中一组数据，“叔，这一组数据的统计来源只怕有问题。”

袁阔海摆了摆手：“数据真伪固然重要，但眼下更关键的是透过数据看到本质。

即便这组数据有统计局背书，符合统计规范，但它揭示的我省数字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不会错的。

那就是重硬件、轻应用、缺效益。

这一点，才是关省长决心推动大数据管理局的根本原因。”

李怀节抬起头：“您这么一说，我理解了关省长之所以在第一次碰头会上，就把农信社的报告打回去，要求算清楚旧账的目的了。”

“对。”袁阔海点头，“算旧账不是目的，目的是把旧账算清楚之后，用大数据技术来管新账。

你那个‘联邦学习’的方案，他很感兴趣。但他需要你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

不是说服他，是说服那些对大数据一窍不通的省领导。”

李怀节正襟危坐，郑重点头：“我明白了，叔。明天上午向秦省长汇报的时候，我会把重点放在大数据管理局怎么解决实际问题上。”

“不只是汇报策略的问题。”袁阔海说，“你对大数据管理局的定位，也要再拔高一些。

现在你讲的是‘数字参谋’和‘数字大脑’，但这说到底还是服务角色。

别人做决策，你提供参考。

你要让大数据管理局变成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信息的搬运工，才能让那些老派的省领导真正重视起来。”

李怀节听得很认真，但神情里有一丝犹豫。

“你在担心什么？”袁阔海问。

“我担心步子迈得太大。”李怀节如实说，“大数据管理局的筹备方案里，我已经把职能范围扩展到了数据共享、产业监管、政府采购监督这些领域。

如果再往上拔高，和省统计局、省经信委的职能重叠会更多，阻力会更大。”

“阻力大不是坏事。”袁阔海说，“阻力大，说明你触及了真问题。

如果所有人都对你的方案表示欢迎，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根本没动到他们的奶酪，要么你的方案毫无力量。

不招人忌是庸才，这句话你该听过。”

他又补充了一句：“何况，大数据管理局和省统计局、省经信委的职能重叠问题，不是你能解决的。

这是省里顶层设计的问题。

你要做的，是把方案做到最优，让省领导看到它的价值。

至于怎么协调、怎么平衡，那是关省长和省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