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双开的木门，深棕色的，门板上镶嵌着磨砂玻璃。玻璃的另一面透出白色的光，白得刺眼，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第一审判庭”四个字，楷体，一笔一划都很端正。铜牌被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

林国强推开右边那扇门。门轴没有声音，是那种静音门轴，只发出很轻的“嘶——”的一声，像蛇吐信子。

沈安站在门口，没有动。

她看见了法庭的全貌。

房间比她想象的大。穹顶很高，上面嵌着一排排日光灯，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一群蜜蜂在天花板里面筑了巢。白光从头顶倾泻下来，照得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阴影——法官的脸白得像纸，公诉人的脸白得像纸，旁听席上那些人的脸也白得像纸。地板是深棕色的木地板，擦得很亮，能照见日光灯的影子，一根一根的，像倒挂的灯管。墙壁是浅灰色的，下半截包着木墙裙，上半截刷着乳胶漆，上面挂着一面国徽——金色的，很大，几乎占了整面墙的一半。国徽上的天安门、齿轮、麦穗，在灯光下闪着暗哑的光。

法官席在最前方，是一张高高的长桌，深棕色的，桌面很宽，上面摆着一个法槌——深色的木头，底座是圆形的。长桌后面摆着三把椅子，椅背很高，顶端是圆形的，像三座小小的山峰。椅子是黑色的皮面，坐垫上有一道一道的压痕，是久坐留下的。

书记员席在法官席的左侧，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台电脑和一个打印机。电脑是黑色的，屏幕亮着，显示着一个空白的文档，光标一闪一闪的。打印机是白色的，上面堆着一沓a4纸，纸角被风吹得微微翘起。

公诉人席在右侧，坐着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有徽章——一枚小小的国徽，金色的。他们的面前摊着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夹满了纸，用彩色标签分隔着，红色、黄色、蓝色，标签从文件夹里伸出来，像一面一面小小的旗。左边那个人是女的，四十多岁，头发盘得很紧，一丝不乱，嘴唇涂着淡粉色的口红，表情严肃，眉心有三道竖纹。右边那个人是男的，年轻一些，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正在低头翻文件，手指在纸面上快速划过。

辩护人席在公诉人席的对面。只坐着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稀疏，用发胶固定住，几根头发横跨过光秃的头顶，像几座跨海大桥。眼镜是金丝边的，镜片很厚，边缘有一圈一圈的纹路。他面前摆着文件夹，但比公诉人的薄很多，只有几页纸。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慢。

正中间，是被告席。一个木制的围栏，半人高，木头是深棕色的，栏杆被摸得很光滑，泛着油亮的光。围栏里面放着一把椅子，椅子是木头的，没有扶手，椅背是直的，坐垫是硬木板。

旁听席在后面，一排一排的长椅，深棕色的木头，能坐几十个人。现在已经坐了大半。有穿制服的警察，肩章上的星在灯光下反着光；有拿着笔记本的记者，笔夹在耳朵后面，笔记本摊在膝盖上；有穿便装的普通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嘴微微张着，手指头含在嘴里。

沈安的目光从那些人的脸上扫过去——她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扎着马尾辫，手里拿着一个录音笔，正低着头在手机上打字，拇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她看见了一个中年男人，穿着皮夹克，翘着二郎腿，嘴里嚼着口香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她看见了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稀薄得像冬天的枯草，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嘴唇在微微翕动，像是在念经，佛珠在她手指间一颗一颗地转。

没有人注意到她。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被告席上——那里还空着。

沈安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味道——木头、灰尘、还有一点点消毒水，和医院的味道不一样。医院的是刺鼻的，这里是闷闷的，像旧房子的味道，混着纸张的油墨味和衣服的洗衣液味。

她迈步走了进去。

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嗒嗒嗒”地响。声音在空荡荡的法庭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很清脆。旁听席上有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了——那一眼很快，像蜻蜓点水，没有停留。

沈慈走在她身后，手一直搭在她的肩膀上。掌心的温度透过衬衫的布料传过来，温温的，像一个小小的暖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