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净师太把信递过来的时候，狄仁杰没有急着拆。他先看了一眼信封上的那个图案——一座塔，塔顶上挂着一盏灯笼，和卢广源铺子里那两张旧纸片上画的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在于这张信封上的图案旁边多了一行小字，用的是馆阁体，端正得像是用尺子量过。

“狄公亲启。豳州有鼓，鼓响债清。”

他把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句话，笔迹和信封上的馆阁体完全一致——“豳州安定县有鼓楼一座，楼中有鼓一面。此鼓每逢雨夜自鸣，声传数十里。县令以为祥瑞，上报朝廷。某以为不然。狄公若有余暇，可往一观。”

没有落款。只在纸的右下角又画了一座塔，塔顶上挂着一盏灯笼。

狄仁杰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沉默了一会儿。豳州在长安西北不到三百里，是关中通往陇右的必经之路。他之前三次西行都曾路过豳州，可每次都是换了马就走，从没有进过城。那座城不大，城墙低矮，街道狭窄，在关中诸州里排不上号。一个不起眼的小州里有一座鼓楼，鼓楼里有一面每逢雨夜自鸣的鼓。这听上去像是一桩乡野怪谈，不值得大理寺少卿专程跑一趟。可信封上的馆阁体，那个自称“某”的人却偏偏把这张纸条塞进大云寺的禅房里，算准了他会回来，也算准了他会拆开这封信。

这个人知道他追了上万里的路，知道他从凉州到岭南、从岭南到豫州、从豫州到寿州、又从寿州回到凉州，知道他每一桩案子都沿着同一条线在走——那条线由靛蓝色的土布、螺旋纹的符和塔顶的灯笼组成。现在这条线的终点画在了豳州。不是凉州，不是杭州，不是鄯州，是豳州。

“师太，送信来的人长什么样？”

慧净师太把鱼食放回石桌上，摇了摇头。“贫尼没见到人。这封信是半个月前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贫尼早上起来扫地，看见地上有个信封，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狄公亲启’。贫尼想追出去，巷子里已经没有人了。”

狄仁杰把信收进袖子里，站起身朝慧净师太深深行了一礼，然后大步走出大云寺。李元芳牵着马等在寺门口，看见他的表情，问了一句“大人，是不是又有案子了”。狄仁杰翻身上马，拉了拉缰绳。

“元芳，去豳州。三百里，快马两天能到。”

从凉州往东南方向走，两天后他们进入了豳州地界。关中平原的冬天比陇右温和得多，可豳州的风依然冷得刺骨。官道两旁的白杨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直挺挺地戳向灰蒙蒙的天空，路边的麦田冻得硬邦邦的，麦茬上挂着一层白霜。

豳州城不大，城墙是夯土的，低矮厚实，城门口站着两个缩着脖子的守城兵。狄仁杰没有去府衙，而是直接找到了安定县衙。安定县是豳州的附郭县，和豳州府衙同在一座城里，县令姓郭，叫郭伯安，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官袍。他看见狄仁杰亮出大理寺的令牌，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连客套话都来不及说，拉着狄仁杰就往后堂走。

“狄大人来得正好！下官正愁这桩事不知道怎么往上报——那面鼓又响了。前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雨不大，地面都没湿透，可那鼓自己响了。轰轰轰三声，整条街都听见了。下官在豳州做了八年县令，这面鼓在下官到任之前就已经响了好几年了。每次响都是雨夜，每次响都是三声，不多不少。下官查也查过，验也验过，找不出任何机关。有人说鼓里住了神仙，有人说鼓里藏了冤魂，还有人说这是前朝留下来的诅咒——”

“什么诅咒？”狄仁杰打断了他。

郭伯安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团。“前朝末帝天册二年，豳州发生过一桩大案。当时的豳州剌史姓薛，叫薛怀义——不是武则天身边那个面首薛怀义，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他在豳州做了六年剌史，天册二年忽然暴卒于任上。他死的那天夜里，鼓楼上的鼓连响了九声，声震全城。第二天一早，府衙的人发现薛剌史死在书房里，面如金纸，周身无伤，眼睛睁得很大。仵作验了又验，查不出死因，只能以暴卒上报。从那以后，鼓楼上的鼓每逢雨夜就会自鸣，每次鸣三声。本地人都说薛剌史的魂被封在了鼓里，雨夜鸣鼓是在喊冤。”

面如金纸，周身无伤，眼睛睁得很大。狄仁杰听到这十二个字，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和周延庆的死状一模一样，和胡谦的死状一模一样，和所有被释月的螺旋纹符吓死的人一模一样。可前朝天册二年距今快二十年了，释月那时候还只是个被吐蕃兵砍掉左手掌的少女，她不可能在豳州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