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十一月中旬，东京开封府，皇宫文德殿。

十一月的开封，天空低垂如铅。文德殿外的古槐早已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伸展着，如同一具被时间褪尽了所有血肉的骨架，沉默地指向那片正在酝酿今冬第一场大雪的云层。殿内的炭火烧得很旺，但那股暖意似乎总也透不进最深处的御座――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这座宫殿的中枢，悄无声息地将温度抽离。

柴荣已经连续三日没有上朝了。

起初，内侍传出的消息是“陛下偶感风寒，需静养数日”，朝臣们并未太过在意――秋冬之交，帝王染恙是常有之事，何况柴荣正当盛年，素来身体强健。但到了第三日，当范质亲自前往寝殿探视却被挡在殿外、只由太医令出面转述“陛下仍需静养”时，朝堂上的空气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变化极细，如同一根在承受了超出设计负载的拉力后开始出现第一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纤维断裂声的缆绳――没有人公开谈论它，但每个人在走过文德殿前那片铺满枯叶的石阶时，脚步都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半拍，仿佛在用自己的听觉捕捉那道来自宫殿深处的呼吸节奏是否出现了任何不该出现的间隙。

第四日清晨，一封未经过任何正式奏报渠道、由太医令亲自密封的手札，被送到了东配殿的书案上。

柴宗训正在翻阅当日从河北前线送来的粮道运转简报。他接过那只密封的竹筒时，手指在触到筒身上那道以特殊手法缠绕的丝线时，不易察觉地停住了片刻――那道丝线的缠绕方式他认得，那是太医令在遇到“不宜以正式公文记录、又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传递至可决断之人案头”的情况时，才会使用的一种只在极少数人之间约定的封装手法。

他拆开竹筒，取出内中的信纸，展开。

信纸上的墨迹尚未完全干透――显然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写成的，但每个字的笔画依然工整，没有一丝因仓促而产生的潦草。太医令在那张纸上，以一种被削去了所有修饰性语的、直接从病灶描述开始的紧凑句式，写着一段他一边写下一边希望永远不需要被人看到的文字：

“陛下脉象连日来持续呈现浮大而中空之象，寸口脉动数而尺部沉微。此乃心脉失养、积劳成疾之征。臣已用安神定志之剂，可暂缓症状，然根本之治在固本培元、降火除燥。若仍不能减少御案批阅时辰、降低每日思虑的负荷峰值，入冬之后恐有反复。”

柴宗训读完那封信，没有立刻将信纸放下，没有立刻做出任何指令。他将那张纸平放在书案上，将目光从纸面上的那些字迹中移开，望向窗外那片低垂的天空――仿佛在用一段比平时更长的沉默，接纳那行字末尾那段以“若仍不能”起头的陈述所携带的全部重量。

他四岁重生以来，所做的一切――取信柴荣、延缓北伐节奏、建立后备粮道、调整主帅配置、安抚宗室、巩固京城治安――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前提，都是柴荣还可以在太庙那道诏书的基础上，再多支撑数年。但此刻摊在他面前的这方寸纸面上，太医令以他职业上的谨慎措辞写下的那句几乎不加修饰的判断，正在以他通过数月来无数次朝堂观察和御书房奏对所积累的对父皇身体状况的理解，被更加明确地翻译成了一条他无法用任何调令或人事配置来绕过的轨道：父皇的身体，已经亮起了那道他一直在潜意识中为其预留位置、却始终希望永远不会被点亮的第一道信号灯。

他放下那张信纸，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写下一个药方。

那药方不是太医署的任何一张标准方剂。那是他凭借前世被软禁时，在漫长的病榻岁月中，从看守他的老军医那里一点一点听来的、关于心脉劳损后如何通过食疗与作息调整来延缓病程、巩固根基的方子――那老军医的出身不是太医院的正途，而是在西北军营中摸爬滚打一辈子的“土医”，他的方子往往不讲究君臣佐使的规整配伍，却对长期操劳所致的气血两亏有着异乎寻常的效果。那方子上没有一味猛药，没有一味大补之品，只有几味极普通的药材――桂圆、酸枣仁、茯苓、炙甘草，配上少量黄酒为引，以文火慢煎，在临睡前一更时分温服。这些药材在太医院的配伍目录中显得如此平凡，以至于任何一位太医在看到这张方子时都不会停下来多看一眼――但它们调配在一起后与柴荣体质和生活习惯的契合度，却比任何一张名方都更精准地锁定了那道需要通过长期调理来弥合的核心裂隙。

他没有将那张方子交给太医署去审核，而是直接交给了张公公：“照此方抓药，文火慢煎，每副药煎满一个时辰。煎好的药汤，以保温的瓷瓶盛好，连同这张方子的复本一并送到寝殿，亲手交给太医令。告诉他――不必问这方子是从哪里来的，先照此服用。以外敷之法配合内服：取艾草三两、老姜五片，捣碎后以纱布包裹，在陛下入睡前热敷后颈与腰眼两处穴位，每处一炷香的时间。做完这些之后，他才可以坐下来，给他的判断增加一条他已经看到了可选路径的旁注。”

张公公接过那方纸时，手指也没有停顿，没有对那张方子上令人意外的朴实药材组合表现出任何惊异。他只是在应了一声“是”之后，以他一贯的平稳脚步走出了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