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腊月初，东京开封府，枢密院后厅值房。

腊月的开封，雪后初晴，但寒意不减。枢密院后厅的值房内，炭火烧得很旺，将室内烘得暖意融融，却驱不散案头那几叠厚厚的卷宗散发出的、属于战场记录特有的干燥纸张与陈旧墨迹混合的气息。那气息中夹杂着细微的血渍氧化后留下的味道――不是血腥，而是一种如同旧铁器在潮湿空气中长期放置后产生的、淡淡的金属锈蚀味，从那些记录着阵亡将士姓名的纸页边缘，无声地渗透出来。

柴宗训坐在值房最内侧那张专为他临时增设的小案后，面前摊放着三份卷宗。

第一份，是枢密院核定的此番北伐阵亡将士名录。那些名字按照所属部队和籍贯州府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年龄、入伍年限、阵亡地点和遗属状况――有些名字后面只有一行“父母俱亡、无妻无子”的冰冷记录，如同一根根被连根拔起后、在土壤中留下了短暂空洞的桩木，只有在翻开后才能够看到它曾经存在过的位置。

第二份，是户部拟定的阵亡抚恤标准方案。方案中的数据以标准的公文格式列出：普通士卒阵亡，抚恤钱多少贯、粮多少石；队正以上，逐级递增；若遗属中有孤寡老者或年幼子女，可额外申请多少数额的常年补助。那些数字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道加减都经过了反复核算――但它们没有一道，是以能从那道名录中每一个名字背后的具体家庭状况出发来校准其最终支付额的逻辑来编制的。

第三份，是一叠与前两份完全不同质地的纸页――那是陈贵的人在数日前走访了城郊几处阵亡士卒家庭后，以随笔的形式记录的“遗属实际状况说明”。纸页上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被水渍模糊了，但那上面记录的细节，却比前两份正式卷宗中那些整齐的数字，更加真实地呈现着“阵亡”这两个字对一座城市、一个街坊、一户人家的实际意义。有一页上用铅笔写着：“西营张七，阵亡于瓦桥关前哨战。家中唯老母一人，双目近盲，不知子已死，每日倚门等归。邻居不敢告，只说出征未回。问抚恤何人代领――答曰无人可代。”另一页上则记录着：“南城刘大，阵亡。妻已改嫁，留下一女，年六岁，寄养在叔父家。叔父家境拮据，城中访查人员去时，见女童赤足坐门槛，以炭笔在破瓦片上画了一匹无头的马。”

柴宗训读完第三份卷宗中那些短笔记录后，没有立刻翻阅另外两份正式卷宗中的数据核定条款，也没有就那些细节中呈现的问题，睁开眼去看那些向他提供这些细节的人。他只是将他读完那叠纸的最后一项内容之后的静默延长了一程。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的目光没有垂向桌面，而是越过书案边缘，落在炭火盆边缘那道因受热不均而形成的、缓慢游走的暗红色纹路之上。

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那种因刚刚消化完一批以另一种精度刻画的伤亡记录而产生的波动频率，使他这句提问的音色，比他平日翻阅粮道简报时又问出的那些常规追问，更柔和了一些：

“吏部和户部的抚恤方案――是按阵亡将士的军阶和籍贯统一折算的，各州各县按照统一的标准下发。但这份走访记录中，有些家庭是孤老，有些家庭是孤儿，有些家庭有田地但无人耕种，有些家庭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顿了顿，目光从炭火盆边缘移开，落在他面前那叠“待议”文卷的封皮上，如同一道在确认了河床上存在多处深浅不一的坑洞后，开始调整他的木筏结构以适配那段水情的船工：

“末将以为，抚恤方案不能只按军阶和籍贯来折算。应当再加一道程序――每一个阵亡士卒的遗属状况，由所在坊巷的里正或邻佑出具一份现场核实文书，文书到州、州到户部逐层核验后，再根据实际遗属情况，在统一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加权调整。孤老者――加发一笔常年赡养折钱；孤儿无依者――由所在州县官仓承担其食宿和蒙学费用，直至年满十五岁。”

他停了一下，翻动了几页纸张，如同在确认他即将说出的最后一项建议的边界条件，是否与他手中这些他所掌握的数据之间存在着任何缝隙：

“同时――末将建议，从明日起，在开封城中择一地，为阵亡将士设一座临时灵棚。由礼部派人主持，悬挂阵亡将士名录，轮值诵读每一名阵亡者的姓名、籍贯、所属部队及阵亡地点。灵棚开设七日，其间由皇城司负责秩序维护，允许百姓自由祭奠、焚香、献纸。”

他的话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