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天，梁砚把四户人家的证词摆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早上八点，会议室的灯开着，白光把长桌上的文件照得发白，纸页的边缘泛着光。长桌上，四份笔录并排摆着，每份笔录的封面都贴着标签，写着住户的房间号和姓名：502周德福、403陈淑兰、601王建国、205刘桂芳。标签是白色的，用黑色记号笔写的，字迹很工整，是小周的字。每份笔录都有十几页，纸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是小周用钢笔写的，字迹很工整，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有被询问人的签名和手印，手印是红色的，按在签名旁边，像一个个小小的印章，有的按得很重，几乎把纸按破了，有的按得很轻，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梁砚站在长桌一端，手里拿着一份汇总报告，报告是a4纸打印的，有五页，上面列着四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涉案金额、配合方式、主观认知。报告的边角有些卷，是被反复翻阅造成的。他的目光从报告上移到四份笔录上，又从笔录上移回报告，来回看了三遍，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思考什么。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风声和远处走廊里的脚步声，脚步声很轻，很快就消失了。小周坐在长桌左侧，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笔，等着记录，他的手指有些发白，笔握得很紧。曾莞坐在右侧，面前放着尸检报告和药物检测报告，文件用回形针别成一摞，最上面那页的边角卷了。老赵坐在最里面，手里端着保温杯，茶水冒着白汽，白汽在他脸前散开，又消失。

"四户人家，四份笔录，四份'不知情'。"梁砚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很清晰，像一块石头落进水里，"502周德福说，他只是帮人转账，收两百块手续费，不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403陈淑兰说，她只是帮人配药，收五百块成本费，以为是给对方老婆治精神病。601王建国说，他只是帮人配钥匙，收几十块工本费，以为是帮朋友开门。205刘桂芳说，她只是帮人介绍工人，收几百块介绍费，以为是找临时工干活。四个人，四种说法，四个'不知情'。"

他把汇总报告放在桌上，用手指点着上面的数字，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腹上有薄茧："但四户人家的'不知情'，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杀人公式。502的账务让失踪者'还活着'，403的药物让受害者'不发声'，601的锁具让凶手'自由出入'，205的人流让邻居'看错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个都不行。没有502的账，房东会找失踪者。没有403的药，受害者会挣扎喊叫。没有601的锁，凶手进不了房间。没有205的人，邻居会发现异常。四户人家，四个支撑点，拼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他们真的都不知情吗？"小周问，他的笔尖在笔记本上停住了，墨水在笔尖凝聚成一滴，差点滴下来，"四个人，十九年，十二次配合，每次都正好在凶手需要的时候出现，每次都正好提供了凶手需要的东西。这可能吗？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

"不可能完全不知情。"梁砚说，他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黑色马克笔，画了四个圆圈，分别写着502、403、601、205，然后用线把四个圆圈连起来，形成一个正方形，线条很直，角很标准，"他们不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这可能是真的。但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问题，这也是真的。一个正常人，不会每年八月都有人来托他交房租，不会每年八月都有人来配奇怪的药，不会每年八月都有人来配同一栋楼的钥匙，不会每年八月都有人来找特定体型的工人。这些异常，他们不是没看到，他们是不想看到。"

"不想看到？"老赵问，他放下保温杯，杯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什么叫不想看到？是真的没注意到，还是注意到了但假装没看到？"

"就是选择性失明。"梁砚说，他的声音很沉，像一块石头落进水里，"他们看到了异常，但他们选择忽略。因为忽略异常，就能继续赚钱。502的周德福，每次收两百块，十九年收了两千四百块。403的陈淑兰，每次收五百块，十九年收了六千块。601的王建国，每次收几十到一百块，十九年收了大概一千块。205的刘桂芳，每次收几百块，十九年收了大概四千块。四户人家加起来，十九年总共收了不到一万五千块。一万五千块，十二条人命。平均下来，一条人命，值一千二百五十块。"

会议室里安静了。空调风从出风口吹出来，带着一丝凉意，吹得桌上的笔录纸页微微晃动，纸页的边角在风中轻轻颤抖，像在害怕什么。小周的笔尖悬在笔记本上，忘了动，墨水在笔尖凝聚成一滴，终于滴下来，在纸上留下一个深蓝色的圆点。曾莞的手指在尸检报告上轻轻摩挲，像在触摸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老赵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茶水很烫，他皱了皱眉，又放下，杯底在桌面上留下一个圆形的水印。

"一万五千块。"小周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发涩，他的笔尖在那个深蓝色的圆点上点了点，"十二条人命，一万五千块。他们每个人分到的钱，还不够买一部手机。502的周德福，十九年收了两千四百块，平均每年一百二十六块，平均每个月十块五。403的陈淑兰，十九年收了六千块，平均每年三百一十六块，平均每个月二十六块。601的王建国，十九年收了一千块，平均每年五十二块，平均每个月四块三。205的刘桂芳，十九年收了四千块，平均每年二百一十块，平均每个月十七块五。四个人加起来，平均每个月总共不到六十块。六十块，十二条人命。"

"对。"梁砚说，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不是为了大钱，不是为了暴富，就是为了那几百块、几千块的小钱。为了这点小钱，他们闭上了眼睛，堵住了耳朵，放任一个连环杀手在他们眼皮底下杀了十二年。他们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想多赚点钱，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想给孩子攒点学费，想给自己攒点养老钱。但就是这些普通的小老百姓，用他们的'不知情'，拼成了一个完美的杀人公式。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做小生意，实际上他们在做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收钱，实际上他们在收人命的买路钱。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帮一个'朋友'的小忙，实际上他们在帮一个连环杀手掩盖十二条人命的罪行。"

"这就是无意识帮凶。"曾莞说，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自语，又像在对那个看不见的人说话，"他们没有杀人的故意，没有合谋的证据，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凶手，掩盖了罪行，拖延了时间。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做小生意，实际上他们在做帮凶。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收钱，实际上他们在收人命的买路钱。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帮凶，但他们确实在帮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杀人，但他们确实杀了人。"

"对。"梁砚走到长桌前，拿起502的笔录，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周德福的签名和手印，手印很红，按得很重，几乎把纸按破了，"周德福说，他不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但他知道，每年八月都有人来托他交房租，每次交房租的人都'失踪'了。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想知道。因为知道了，就不能继续收那两百块了。他以为只要不问，就跟他没关系。他以为只要收钱转账，就不用承担任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