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把记者证收进内袋，和那本手册、那些照片放在一起。内袋已经鼓鼓囊囊的了，装着一整个他并不熟悉的身份，和一整个他即将踏入的未知世界。

方明远从公文包里抽出几本杂志，推到桌上——《读卖新闻》合订本，昭和十七年到昭和十八年的，厚厚三大本，纸张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卷曲，像是被人翻过很多遍。“山田一郎在这两年里发表了四十三篇报道，你至少要读一半，才能模仿他的文风。”

陈默翻开最上面那本合订本，的开头的最后一段写一个普通士兵的故事，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承载大时代的重量。这种写法很高明，高明到让人看不出他在替谁说话。

他把那张抄着《麦田》的纸铺在桌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小说写的是一片麦田的故事，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割，中间经历了台风、虫害和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麦田的主人是六十多岁的老农，每天早上都会到田埂上站一会儿，看看那些麦子长高了多少。台风来了，麦子倒了一大片，老农没有叹气，只是一根一根地把倒伏的麦秆扶起来。小说在这里结束了。没有写秋天有没有收成，没有写老农后来怎么样了，麦子扶起来之后能不能活，也没有写。

陈默把小说又读了一遍。

这篇小说和山田一郎的新闻报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他的报道冷静、客观、不带感情，但这篇小说里有一种很隐忍的、藏在文字底下的悲悯。那种悲悯不是写出来的，是渗出来的，像水从石缝里往外渗，你挡不住它，也抓不住它，只能在它打湿你手指的时候，知道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