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看着她的脸。取景器里，那张脸很小，但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睫毛的弧度，唇彩的光泽，鬓角那朵绢花上的每一片花瓣都纤毫毕现。他甚至能看到她额头上一颗很小的、平时被刘海遮住的痣。他按下快门。

演出在九点半左右结束。

士兵们开始退场，脚步声、说话声、笑声混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蜂箱被人踢翻了一样，嗡嗡嗡的，吵得人头疼。陈默没有走，他留在了后台，帮工作人员收拾道具。这不是他的工作，但一个“热心”的记者帮帮忙，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他一边收拾一边透过那扇半开的窗户观察侧门。

松本从座位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跟身边的副官说了几句话，然后独自往侧门走去。他的步伐不快，甚至有些慢，背微微佝偻着，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终于看到了歇脚的地方。副官没有跟上去，其他军官也没有跟上去。他一个人穿过侧门，消失在走廊里。

大约过了五分钟，二楼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是松本的办公室。

陈默把手里那面折叠好的幕布放在道具箱上，拍了拍手，拿起了靠在墙角的相机。他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灯光在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松本坐在办公桌后面，低着头，大概在看文件。轮廓一动不动，像是镶嵌在玻璃上的一幅剪影，只有头顶那撮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微微反着光，像一小片被霜打过的草。

每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松本都会独自回到办公室，待上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才回宿舍。这条信息是用一包“旭日”牌香烟从一个勤务兵嘴里换出来的。那个勤务兵是负责给松本端茶倒水的，二十出头，脸上还有没褪干净的青春痘，说起松本的作息时间像在背课表，一字一顿的，背完了还问了一句“先生还有什么要问的”。陈默摇了摇头，把那包烟塞进勤务兵的口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辛苦了”。

一个小时。这是他的窗口。

一个人的习惯，无论多么无懈可击的建筑，最终都会被人的习惯出卖。松本的保险柜再坚固，密码再复杂，也需要人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打开它。他只需要找到那个时间，在那个人打开保险柜之后、关上保险柜之前的那个缝隙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九点四十五分。礼堂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陈默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从侧门走出去，假装在拍夜景。夜风很大，吹得他大衣下摆在身后翻飞，像一面半透明的、灰白色的旗。他举起相机，对准了亮着灯的二楼窗户。快门按下，过片，再按下，再过片。他拍的不是松本，是光。那扇窗户的灯光照在院子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大约十平方米的亮区。在这个亮区里，他能看清每一块地砖的裂缝，每一棵枯草的倒伏，甚至地上烟头的品牌和朝向。

他把这些信息记在脑子里，转身走回了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