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所有人的信心都上来了。明楼趁热打铁，把常见损坏的零件列了一张清单――坦克履带销、卡车半轴、炮闩配件、发电机轴承、水泵叶轮――按照难易程度排序，一个接一个地啃。

初期阶段仍然困难重重，废品率高得离谱――第一批仿制的履带销，十个里有三个不合格。但明楼的策略很务实：不追求一次成功，先把流程走通，再逐步提高合格率。

“造零件跟练枪一样。”他站在车间里，对技术士官们说，“先求能打出去，再求打得准。一个一个来，不用急。”

到九月底，修造厂能自主生产的常用零配件增加到了十一种。十月，增加到十七种。十一月，突破了三十种。

那天下午，明楼拿着一份清单到我办公室，脸上带着难得的轻松。

“总统，目前咱们能生产的常用零配件，一共三十三种。涵盖了坦克、卡车、火炮、发电机四个大类的大部分易损件。”

我看了一眼清单，放在桌上。“合格率呢？”

“履带销合格率百分之八十五，活塞百分之七十八，半轴百分之七十二。还在提高。”

“够用了。”我点了一根烟，“下一步呢？”

“下一步，铸件。”明楼说，“目前咱们的零件加工用的是废旧钢材改制，来源不稳定，质量也参差不齐。如果能自己炼铸件，从源头控制材料质量，零件的寿命至少能提高一倍。”

“炼铸件需要什么？”

“高炉、耐火砖、焦炭、模具。高炉可以自己砌小型的，耐火砖从云南买，焦炭也可以先从云南进口，模具我有办法，咱们可以自己铸。”

“预算多少？”

“不算多，三千大洋够启动。”

“批了，我给你一万大洋。”我站起来，“三个月之内，我要看到第一炉合格的铸件。”

二个月后，修造厂后山的小高炉点火了。

第一炉铁水出来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安静了一瞬。暗红色的铁水从炉口缓缓流出，沿着槽道淌进模具，冷却、凝固、定型。

明楼站在炉前，摘下手套，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

王小虎蹲在模具旁边，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小心地敲开模具――一个铸铁的变速箱壳体，表面平整，没有气孔，没有裂纹。

“成了。”

他把铸件拿给明楼看。明楼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点了点头。

“这个壳体，能装机。”

修造厂的三班倒制，从开厂第一天就没停过。白天赶工维修各部队送来的装备，晚上技术组对着图纸研究工艺、摸索仿制。车间的煤油灯从晚上六点亮到凌晨两点，熄了之后，有人就在车间打地铺，第二天天亮接着干。

王小虎和他的班组连续三个月拿了“全勤”。所谓全勤，就是不请假、不早退、不轮休。他在车间里睡了整整三个月，被子是一张旧军毯，枕头是一摞图纸。

乔?拜登有一次半夜去巡查，看到王小虎趴在机床旁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卡尺。乔?拜登没叫醒他，只是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他身上，然后轻手轻脚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王小虎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套，愣了半天。后来他听说那是乔?拜登的，跑去找老乔还外套，乔?拜登摆摆手：“留着穿吧。你比我更需要。”

机械修造厂稳步运转之后，另一个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高端技术和精密工艺，依然是一片空白。

能仿制出三十多种常用零件，但都是简单的机械件。更复杂的东西――精密轴承、合金钢材、液压系统、光学仪器――仍然造不了。修造厂的设备和技术水平，最多算个高级修理铺，离真正的机械制造还有很长的路。

乔?拜登在例会上提了这个问题。

“总统，修造厂目前的状态，只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但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光靠咱们这些人不够。需要外部技术输入。”

“怎么输入？”我问。

“我认为工业问题，也可以用两条腿走路。”乔?拜登伸出两根手指，“第一，引进。从南洋请一批成熟的华侨技师过来，带徒弟、传手艺。他们有经验、有手艺，能在短期内把咱们的技术水平提上去。第二，外派。选拔一批本土年轻人，送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的工厂去见习，学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两年回来，就是咱们自己的技术骨干。”

田超超接了一句。“引进技师，需要高薪、安家费、家属安置。外派学员，需要学费、生活费、联络渠道。两笔费用加起来，不是小数目。”

“钱从各个地方的牙缝里先挤出来。”我说，“这笔钱必须花。花在技术上，比花在枪炮上值钱。”

这时余仲衡也说话了。“南洋那边的华侨技师，我原先就认识不少，可以联系。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有不少华人工程师和技工，因为排华政策待不下去，在找出路。只要条件合适，他们愿意来。”

“好，这件事要立马办。工资比他们在南洋高两成，安家费一次性发放，家属安排住房和工作。”

“好。”

余仲衡的动作很快。两个多月之后，第一批华侨技师到了密支那――十二个人，涵盖机械、采矿、水利、医护四个领域。

这十二个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最小的三十四岁，大多有在欧洲或美国学艺的背景。其中有几个是新加坡的资深机械师，在船厂和修造厂干了二十多年，因为排华政策丢了工作，正愁没地方去。还有两个是印度尼西亚的矿冶工程师，在当地采矿公司干了大半辈子，因为政局不稳回了香港，听说缅北缺人就来了。

明楼亲自接待了他们。他对其中一个六十岁的老先生特别敬重――那位老先生姓陈，在新加坡的船厂干过三十五年，修过商船、造过渔船、改良过发动机，手上的活儿比明楼还细。

“陈师傅，咱们厂简陋，比不上新加坡的大船厂。但活儿实在，不愁没东西干。”

陈师傅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设备，蹲下来摸了摸机床的导轨，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设备是旧了点，但保养得不错。导轨还有余量，能用。活儿嘛，只要肯干，什么都不是问题。”

第一批见习团的选拔，同步进行。

由黄翔亲自牵头，从技术士官、中学毕业生里挑了二十个人，全是尖子生――成绩好、肯吃苦、脑子灵活。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十七岁。

目的地分三路：香港的船厂、泰国的机械厂、新加坡的橡胶园和机械厂。学制两年，期间食宿由接收方提供，澜沧政府承担路费和零花钱。

选拔名单出来之后，我一个个看了一遍。二十个人，名字、籍贯、专业、推荐理由，清清楚楚。有一个名字让我多看了两眼――“余默，十七岁，水利专业，推荐人：余洁琳。”

余默，是余洁琳的远房侄子。在技术学校读了三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选的是水利专业，就是冲着水电站去的。

送行那天，密支那边境口岸，二十个年轻人站成一排，背后是他们各自的行囊――一床薄被、两套换洗衣服、几本专业书，还有我发给他们的笔记本。

余默站在第一排，中等个子，瘦瘦的，眼睛很亮。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脚上是一双新布鞋，站得笔直。

我走到他们面前，一个一个看了看。

“你们出去，不是去玩，不是去享福，是去学真本事的。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两样东西――”

我停顿了一下。

“第一，一门能用的手艺。第二，一颗不丢的心。手艺学了是给澜沧用的，心不丢，不管走多远都记得回来。”

我挨个发笔记本。每个人的封面上写着名字，扉页上我亲手写了一句话――对余默写的是：“等你们回来，咱们自己建更大的水电站。”

余默接过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合上，抬起头，声音不大，但很稳：“总统，我记住了。”

“车要开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余默站直了。“等我回来，咱们自己建更大的水电站。”

旁边的学员们没有笑，都跟着点了点头。

车开了。二十个年轻人坐着一辆卡车，沿着砂石路一路向南，往八莫口岸方向驶去。车斗后面，有人挥了挥手，有人一直看着窗外。

我站在路边，看着卡车越走越远，直到拐过山坳，看不见了。

乔?拜登站在我旁边。“总统，你说他们两年之后能回来多少？”

“全部。”我看着远处，“一个都不会少。”

余仲衡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这批年轻人，是澜沧的未来。”

我没有接话。但我知道，他说得对。

卡车扬起的尘土慢慢落回地面。站在路边的几个人，王涛、黄翔、乔?拜登、余仲衡、明楼，谁都没有急着走。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