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光协定》草案传回始光的那个下午，整座城市的空气像是突然变了味道。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刚刚译好的电文稿，纸张还带着新翻的油墨味，页角微微卷曲。

协定草案的内容，是余仲衡从新德里逐条译发回来的。一共四十七条。法理地位、内政自治、国防自主、外交权限、边境经贸、争端解决――每一章都经过了反复拉锯。我看着那些条款，像是在看一件被打磨了很久的器物――上面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里留下的痕迹，有摩擦的光泽，也有未被完全磨平的棱角。

但这份协定在始光掀起的波澜，比我想象中更大。

当晚，各种议论声就在军政部门小范围内传开，一位从远征军时期就跟随着我的老将军――姓周，六十二岁，在野人山摔断过腿，至今走路还带着一点拖――就在议会休会间隙站起来喊了一句：“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流血牺牲，换来的却是‘缅甸联邦内的自治实体’？这算什么？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牺牲了这么多人，不是为了换一个名分！”

周老将军的声音在走廊里嗡嗡回荡，惊飞了窗外树枝上的几只鸟。黄翔站在我身边，压低声音说：“这样的声音不会少，虽然广播已经预播了协议的大致内容，但是后面正式文本出来之后，估计会有更激烈的声音。”

果然，黄翔料想得不错。

第二天一早，始光的报纸印出来了。头版标题用粗体字排着，有两份报纸的标题甚至形成了对仗：“打了胜仗却签了自治，是谁出卖了澜沧？”另一份则是：“以退为进还是屈辱妥协？――《始光协定》草案内容全公开。”虽然这两家报社都是澜沧境内发行的，但是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是由外部势力扶持之下建立的，但是当时国内苦于什么都缺，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行了。而现在，在慢慢普及基础教育之后，反过来看，当时的临时决定已经成为了此刻束缚着澜沧政府的手脚了。

街头报摊前排起了长队，平时少有人问津的报纸今日一早就被抢购一空，油墨还没干透，就在一双又一双手中翻来翻去地传阅，印痕未干就被新的指印覆盖。

街头巷尾的议论，比报纸上的文字更直接。在城北的茶摊上，几个老兵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拍着桌子说，军座变了，不再是当年在野人山喝同一壶水的那个军座。旁边一个年轻的文职人员把茶碗放下，声音不高但清楚：你们光说“变了”，你们知道这份协定里写了什么吗？国防自主、外交自主、内政自主全在手里，只是名字上没叫独立而已。一个老兵又接了一句：“名不正不顺。缅甸联邦的帽子还戴着，这算什么？”

文职人员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总比戴着棺材好。”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茶摊上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人苦笑，有人摇头，有人继续喝茶。茶水的热气在午后的阳光下慢慢升起来，散进风里，没有留下痕迹。

类似的分歧，在荣军农场、工厂车间、学校教室、边境集市上处处上演着。一位华侨商会的老先生站在自家商铺门口对街坊说：“独立不是喊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没有十年的和平，什么都不用谈。”旁边一个年轻军官恰好经过，站住了脚步，隔着几步远说了一句：“十年？十年后缅甸反悔怎么办？协定撕了怎么办？”老先生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慢慢说了一句：“那十年后你还活着的话，再说。”

年轻军官没有接话，走了。

议会内部的争辩更激烈，也更直接。会议厅里的长桌两侧泾渭分明，有时甚至听不清谁在说话、谁在反驳。周老将军再次站起来，声音盖过了其他人：“缅甸政府随时可能反悔，随时可能撕毁协定，随时可能重新开战。到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工业还没起来，靠什么打？靠那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吗？”

他顿了顿，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流血，不是为了换一个‘自治实体’！他们是为了独立！完全独立！你们现在把这个拿回去告诉他们，他们会怎么想？”

沈康的声音从后排传来，不高，但稳。“老周，您说的‘完全独立’――怎么独立？靠什么独立？国际社会不承认，缅甸不会同意，再打下去经济先垮了。独立之后呢？老百姓吃不上饭，拿什么守独立？”

周老将军打断他：“你这是在替缅甸说话。”

“我是在替澜沧说话。”沈康的声音依然不高，“替那些刚分到地、刚住进新房、刚把孩子送进学校的老百姓说话。”

两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拍案而起，有人冷笑不语，有人来回踱步。整场会议开了将近四个小时没有结果。最后黄翔提议，暂时休会，让各方冷静一下，明天继续。走出会场的时候，周老将军在走廊里拦住了我：“主席，我希望你明白――我们这些老家伙不是不信任你。但我们这些年打下来的东西，不能就这么交出去。”

“不会交出去。”我说，“协定里每一条，我都确认过。‘自治实体’四个字是名义上的让步，核心的东西一条没丢。”

周老将军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走廊尽头的阳光照在他的背影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在转角处折了一下，像是沿着墙根弯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