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通过公决决议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始光城街道上陆续亮起的灯火。街对面的路灯底下站了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人声音大一些，像是在争论什么，另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黄翔在背后整理了桌上的文件，直起身来：“主席，公决日期定在一月十五号，还有三十天。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紧张了。”

“紧是紧了点，但拖久了反而坏事。”我转过身，“这三十天里，要让澜沧人民把所有的争论都摆到明面上来。告诉各部门，不许压制，也不要堵住人民的嘴巴，让所有人把话说完。公决之前吵够了，公决之后就不会再吵了。”

“那宣传方面怎么安排？”

“不设限制。支持协定的，在报纸上、电台上公开说。反对协定的，同样可以在报纸上、电台上公开说。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信息，不替任何人做决定。每一票都是他们自己选的。”

“那如果有人借机煽动对立呢？”

“对立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如果公决前不让它发芽、让它长出来，公决之后它只会变成烂在土里的根，等一场雨又长出来。现在让它长，让它被看清楚是什么样子。等公决结果出来，它就彻底没了。”

“好的，我先安排下去。”黄翔没有再多问，点点头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公决消息公布之后的第二天，这场决定签与不签的公投辩论就全面展开了。

始光日报头版同时刊登了两篇评论，占据了对开版面――一篇署名为“一位老兵”，通篇都在质问缅甸是否值得信任；另一篇则来自一个刚从新德里回来的年轻文职人员，他在文中逐条分析了协定的条款和意义，结尾写道：“名义上的让步，换来了实质上的自主。这不是投降，是权衡。”两家报社的印刷厂彻夜加班赶印，清晨的报纸还带着油墨的潮气，就被报贩们分送到各个街口和村寨分发点。

电台那边则开辟了专门的讨论时段，每天傍晚播出一小时。第一天请来的是周老将军。他在话筒前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们在前线流的血，不是为了换一个‘自治实体’的名字。如果连独立的骨头都挺不直，那我们跟那些殖民地的傀儡有什么区别？”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稿子，全凭一股气顶着。

第二天晚上同一时段，电台请来的是余仲衡――他专程从新德里飞回始光，只待两天就要再走。他比周老将军克制得多，声音平稳，像在陈述一件已经成立的事实：“这份协定没有给澜沧带来完全独立，但它给了澜沧内政、国防、外交的自主权。这些东西不是名义上的，是写在纸上的，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你要求一个完美的结果，那战争还会继续打下去，还会有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他停顿了一下，“这份协定不是一条锁链，是一个台阶。踩稳了它，才能向上攀。如果现在把它踢开，我们就会掉回谷底。”

电台的两种声音在始光上空交替回荡，谁也没有压倒谁。街上的人白天干活，傍晚回家就打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低声议论。

始光城北的茶摊上，几个老兵和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一个断了半截小指的老兵拍着桌子说：“我这条命是同古捡回来的。那时候我想着，只要把日本人打走，以后就能过安生日子了。结果安生了几年又打仗。现在又要签什么协定，还是‘自治实体’――我学了一辈子服从命令，服从了一个又一个上面的人。但这一次，你说什么都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旁边一个穿蓝布工装的年轻人听完后接了一句：“但余部长说协定的文字里写着国防自主、外交自主，这跟独立差多少？”老兵瞪着他：“差一个名字。名字不是虚的。你要是在这个国家待久了，就知道名字有时候就是命。”

两人对视着，谁也没有让步。茶水的热气在午后的阳光下悠悠升起，在空气中慢慢飘散，又被风带走，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工厂食堂里，一名工人蹲在桌边，手里端着一碗米饭，对同桌的工友说：“我投赞成。我不懂什么自治不自治，我就知道别再打仗了。”工友摇摇头：“我也知道别打了。但万一以后缅甸又反悔呢？”工人把碗放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让我的孩子能安安稳稳上完小学，比什么都强。先活着，再想别的。”

荣军农场那边，赵四坐在地头歇息，他面前的田埂上蹲着几个老兵。有人说投赞成，有人说投反对。赵四自己始终没有表态，安静地听了一整个下午，听到几个年轻兵几乎要争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才开口说了一句：“我当年在野人山，饿得啃树皮的时候，没想过以后还能有田种。现在有了田，也有了房子，有了孩子。这份协定签了，田还在。不签，可能田没了，命也没了。我自己选――赞成。”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老兵们都安静了下来。他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往田里走去，脚步不快不慢，踩在刚翻过的土上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在那些公开的、半公开的讨论之外，还有一场更安静的说服正在进行。

公决消息公布之后的第三天，我让黄翔帮我排了一份行程表――在公决开始之前，我要走一遍澜沧所有的主要区域。从始光城区到荣军农场，从甘西新村到庞杜的边境集散地，从掸邦的村寨到克钦山的猎户聚居点。不分民族、不分远近，能走到的地方都要走一遍。

第一站是荣军农场。那天早晨，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没有前呼后拥，只带了一个司机和秦山。车停在农场入口时，赵四已经在路边等着了。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叫了一声“主席”，然后就侧过身，用手势示意我。我走在他旁边，穿过几排整齐的房屋和菜地，在田埂上找了一块干燥的草坡坐下来。十几个老兵围成半圈，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拄着锄头。话头东拉西扯，绕了半个小时，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要谈的是什么。我让他们先说完各自的顾虑，然后才开口，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跟对面的邻居交谈――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也不是老师在讲课，而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在风浪的间隙里交换彼此对方向的判断。

“那些年，我们在野人山吃树皮的时候，没想过会有一个叫澜沧的地方属于我们自己。现在有了。地是你们一锹一锹翻出来的，房子是一根一根竹子搭起来的，学校是孩子们一步一步走进去的。这些东西不会自己长出来，是我们用命换来的。如果现在为了一个名字，把这些东西再押到赌桌上，赌赢了，我们什么都没多得到；赌输了，地没了，房子没了，学校也没了。”

一个老兵问：“主席，你就不怕缅甸反悔吗？”

“怕。但怕也要先活着。等我们强大了，他们反悔，我们不怕。现在反悔，我们挡不住。”

没有人再问下去。

第二站是甘西新村。这里比荣军农场要年轻一些，村里的住户大多是最近几年才迁来的难民。房子比城里的简陋，但整齐，村口的水井边上蹲着几个洗菜的妇女，看到有车停在不远处，抬头望了一眼，又低下继续择菜。我沿着村道走了一圈，在村口一棵老榕树下停下来。村干部把村民们召集起来，大部分人只是站在几步开外的地方，目光落在我的方向，带着几分打量。

一个掸族的中年汉子蹲在人群边缘，手里捏着一根烟杆，抽了一口，没有起身，只是略微侧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看着地面。他的表情算不上欢迎，也算不上敌对，更像是等着看看我接下来会说什么。

我蹲下来，顺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盒，抽出一支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夹在耳朵后面，没有点，但也没有拒绝。我开口了：“我记得你，在公投建国的时候，你投了赞成。打缅军的时候，你帮部队送过粮。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不是外人。现在这份协定，有争议，但它是目前能拿到的最好结果――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它是用战场上的优势换来的。如果拒绝，战场上的优势就白费了。还要再打一次，而这一次我们不一定还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