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部环境的变化，比我们原先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全面。北方的默契、西方的试探、周边国家的接触、边境土司的归附――这些事在短短两三个月里相继落定，像是有人把散落了一地的拼图一张张捡起来，最后咔嚓一声，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地图上的轮廓清晰了，边界的颜色稳定了，连风声都比以前有了方向。

但地图不是国家。边界线定了，不等于人心定了。那些争论了几个月的问题，仍然像一根根没拔干净的钉子，扎在议会里、报纸上、茶摊的闲聊中、老兵们的饭桌旁――“我们到底算不算独立了？”这个问题一天不给出一个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回答，它就一天不会消失。

黄翔在二月初的一次例会上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主席，外面的路走通了，里面的路还没走完。议会里还在吵，报纸上还在争。前几天我去荣军农场，赵四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席把外面的路修好了，里面的路也得有人带着走。老百姓不怕走路，怕的是不知道该往哪走。’”

我没有马上回答。赵四这话说得朴素，但点到了要害。澜沧不缺能打仗的人，不缺能干活的人，缺的是方向――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往同一个方向走的、踏实的、看得见的方向。

“那就开一次专题辩论。”我说，“联邦议会，连开三天，主题只有一个――澜沧以后的路怎么走。和协定公投一样，不回避问题，不限制发，想说的都说出来。所有分歧都摆在台面上，说完了、吵够了，才能往下走。”

黄翔应了一声，起身走了。

三天后，联邦议会的专题辩论开始了。

议会大厅坐得满满当当，过道里加了临时椅子，门边还站着一些挤不进来的议员和旁听者。长桌两侧按照立场泾渭分明地坐着。强硬派那一侧坐的是几个老将军和年长头人，表情大多绷着、皱着、攥着；务实派这一侧坐着文官、年轻军官、各族的新晋代表，脊背挺直，表情平静，手指搭在桌面上，没有交叉。

第一天上午，远征军时期就跟部队的一名少尉，此时已经是少将了，他率先开口：“我在议会上说过，在报纸上说过，今天再说一次――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牺牲了那么多人，不是为了换一个‘自治实体’的名字。名义上还属于缅甸，这算什么独立？”

他说完之后，会场安静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一个年轻军官站了起来，他穿着便装，但坐着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站起来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碰了一下肩膀――那个位置本该有军衔，但今天什么也没挂。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将军，我虽然没有赶上远征军打鬼子的时候，但是我在前线打过仗。南线反击战，我在甘西以南打了一个多月。我的排去了十个人，回来四个。那四个弟兄，现在有两个还在医院躺着，有两个退伍回了农场。”

他停了一下。“打仗的时候我没想过什么‘名义’不‘名义’。我只想过一件事――让活着的弟兄能回家种地，让他们的婆娘孩子能吃饱饭。现在和平有了，地有了，日子有盼头了。如果为了一个名字再去打，我不敢回去跟那些弟兄说。”

那名少将沉默了一会儿，盯着他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

“赵大河，原步兵第六团三营一排排长。主席亲自在南线带过我们。”

那名少将没有再说话。他没有坐下去，也没有反驳，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坐回了原位。

当天下午，辩论转向了更实际的方向。经济部长田超超拿出一份数据清单，上面写着去年战争支出的详细数目以及它对国民经济的拖累程度，和和平状态下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量估算。他念了几个数字之后放下纸，说了一句：“继续打下去，我们不是没有打赢的可能。但打赢了，国库也空了、人也打没了。到那时候，独立了一个空壳子，谁来填？”

强硬派那边有人回应：“没有独立，发展有什么意义？”

田超超看了他一眼：“没有发展，独立有什么意义？”

又一段沉默。沉默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能说明问题。

第二天上午，那名少将重新站了起来。他在前一天那轮交锋之后整夜没怎么合眼。他走到讲台前，没有看稿子，说话时双手撑着讲台边缘，指节微微发白，声音有些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