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沈慈接到了一个电话。

屏幕上的号码是陌生的，本地座机。她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喂？”

“请问是沈安的母亲吗？”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语速很快，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我是。”

“我是《都市报》的记者。想跟您约个采访，关于张强案的庭审——”

“不约。”沈慈挂了电话。

手机还没放下，又响了。另一个陌生号码。她没接。第三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她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

震动声闷闷的，像一只被关在盒子里的蜜蜂。茶几的玻璃面跟着一起震，“嗡嗡”的，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下面钻出来。

沈安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那本《法律常识一本通》。她看着沈慈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又看着茶几在震动。

“妈，记者又打电话了？”

“嗯。”

沈安走过来，在沙发上坐下。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部还在震动的手机。屏幕朝下，看不见来电号码，但震动的频率很密，一个接一个，没有停。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电话？”

沈慈想了想。“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们的。”

“谁？”

“不知道。”

沈安沉默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把手机翻过来。屏幕亮了，上面显示着“未知号码”四个字。她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几秒，然后按下拒接键。

屏幕暗了。震动停了。

“妈，我们要不要换个号码？”

沈慈想了想。“等案子结束了再说。”

沈安点了点头。她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回原处。然后她拿起书，继续看。她的目光从字上扫过去，一行一行地，很慢。

窗外的天阴了。云层从白色变成了灰色，从灰色变成了深灰色，像有人在天上铺了一层旧棉絮。风大了，吹得窗帘飘起来，淡蓝色的布料在风里鼓着，像一面帆。

沈慈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往下看。

楼下没有人。巷子是空的。只有一只花猫蹲在墙根，舔着自己的爪子。猫是橘黄色的，胖乎乎的，尾巴粗得像香肠。它舔完爪子，抬起头，朝沈慈的方向看了一眼。那双眼睛是绿色的，像两颗玻璃珠。

然后它站起来，慢悠悠地走了。

沈慈拉上窗帘。

“安安，要下雨了。”

沈安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帘。“嗯。”

她低下头，继续看书。

黑化值：17→16。舆论压力持续，但崽崽表现出对干扰的免疫力。

第四天，沈慈去了一趟菜市场。

她需要买点东西——排骨、番茄、鸡蛋、一把青菜，还有沈安爱吃的橙子。橙子是进口的，贵，她挑了四个，用塑料袋装着，拎在手里。袋子很重，塑料提手勒进她的手指里，留下一道红印。

菜市场里很吵。卖鱼的大姐在吆喝，“鲫鱼便宜了，十块钱三条”，声音尖得能刺破耳膜。地上湿漉漉的，鱼鳞和菜叶踩在脚下，滑腻腻的。一个穿红色围裙的女人蹲在地上剥毛豆，毛豆壳堆了一地，绿莹莹的。她的手指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泥，但她剥得很快，拇指一捏，豆荚裂开，豆子弹出来，落在盆里，“啪嗒啪嗒”的。

沈慈走过一个卖干货的摊位，买了一小袋红枣。红枣是散装的，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袋口扎了一个结。她拎着袋子，走回菜市场入口。

入口处站着一个人。

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一件灰色的圆领毛衣。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下巴尖尖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边缘有一圈一圈的纹路。他的头发很长，盖住了耳朵，鬓角有几根白发。

他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不是手机，是那种专业的单反相机，黑色的，镜头很大，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他看见沈慈，把相机举起来，对准她。

沈慈侧过脸，用手挡住镜头。

“你干什么？”

男人放下相机，笑了笑。他的笑很短，嘴角往上提了一下就放下了，像被人拽了一下。“我是记者。想跟您聊聊。”

“不聊。”沈慈从他身边走过去。

“沈女士！”他在身后喊。“您对张强案怎么看？您觉得他会判多少年？”

沈慈没有回头。她加快脚步，走进巷子。帆布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的，节奏很快。

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