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沈慈去镇上买药。

天刚亮，灰蓝色的，像一块被水洗过无数遍的旧布，水渍还挂在边角。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线橘红色，窄窄的，淡淡的，像被人用毛笔蘸着淡彩抹了一道。空气是凉的，带着露水的湿气，和远处炊烟混在一起，钻进鼻腔，凉丝丝的，又有点呛人。

祠堂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只有一条。两边是乱葬岗，坟包一个挨一个，有的塌了，有的长了半人高的草，有的被人刨过，露出黑洞洞的洞口。石碑歪歪斜斜的，上面的字被风雨磨平了，再也看不清是谁长眠于此。乌鸦站在碑上，歪着头，眼睛是红的，像两颗烧焦的炭。它叫了一声，“嘎——”，声音在空旷的山坡上回荡，像一根枯枝被折断。

沈慈走了一个时辰。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昨夜的雨还没干透，踩上去“咕吱咕吱”响。鞋底沾了厚厚的黄泥，越走越沉，像拖着两块铁。她不得不在路边找了块石头，把鞋底的泥蹭掉。石头是青色的，上面长着墨绿的苔藓，滑溜溜的。

终于到了镇上。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头望到尾，两边的店铺刚开门。伙计们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摞在墙角，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卖包子的掀开蒸笼，热气“呼”地涌出来，白蒙蒙的，包子的香味飘得满街都是。卖菜的挑着担子从巷子里出来，青菜上还带着露水，绿得发亮，叶子上趴着一只蜗牛，壳是棕色的，正在慢吞吞地爬。一个老汉蹲在街边修鞋，锥子扎进鞋底，“哧”的一声，麻线拉紧，再扎进去，再拉紧。

沈慈找到药铺。

药铺在街角，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同仁堂”三个字，黑漆写的，端端正正。门敞着，能看见里面的柜台和药柜。柜台是深棕色的，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药柜靠墙，一格一格的，每格上面贴着药名——白纸黑字，端端正正：甘草、黄芪、当归、党参、金银花、金疮药。

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瘦瘦的，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一圈一圈的。他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杆小铜秤，正在称药。秤杆是黄铜的，磨得发亮，秤砣是铁的，黑黑的。他在小碟子里添了一点药，又倒出来一点，又添了一点——动作很慢，很认真，像在做一件天大的事。然后他把药倒进一张黄纸里，折起来，边角压平。

沈慈走过去。“掌柜的，买药。”

老头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目光从镜片上面射出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看她的灰布褂子，看她磨毛的袖口，看她用旧布条扎的头发。然后他问：“什么药？”

“金疮药。还有纱布。”

老头放下小秤，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陶罐。罐子是深褐色的，肚大口小，盖子用布封着，麻绳扎紧。他解开绳子，打开盖子，用一个小木勺舀出一些药粉。药粉是土黄色的，细细的，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浓得发苦。他把药粉倒在黄纸上，用指尖拨平，折成一个小方包。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卷白布，扯了一段，叠好，和药包放在一起。

“三十文。”

沈慈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柜台上。银子是五两的，白花花的，在晨光下反着光，晃得老头眯了一下眼睛。他愣了一下，拿起银子看了看，又放下——银子底部有官府的印，一个方方正正的戳子。

“找不开。”

“不用找了。”沈慈顿了顿。“剩下的，买一包红糖。”

老头又愣了一下。他看了看银子，又看了看沈慈，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他的眉头皱了一下，额头上挤出三道深深的抬头纹。然后他低下头，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红糖。牛皮纸包的，方方正正，系着麻绳。红糖是深褐色的，颗粒粗粗的，从纸包的缝隙里能看见颜色，像碎了的琥珀。

他把糖包和药包一起推过来。

沈慈接过东西，塞进袖子里。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街对面，有一个卖糖人的小摊。